涉近千株林木滥伐案刑事阶段辩护获不诉

2022年下半年，凉山冕宁的吴某突然接到当地公安机关的传唤，得知自己因被报案指控带人砍伐他人承包地内的近千株果树，涉嫌滥伐林木罪被立案侦查，报案方提出被砍伐林木价值高达500余万元，明确要求追究吴某等人的刑事责任。该案进入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后期，吴某家属找到四川迈德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郑勇律师委托辩护，彼时吴某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后续检察机关最终作出的不起诉决定，让当事人未被继续羁押、也无需承担刑事处罚。

案发起因源于当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属纠纷：案涉地块的承包经营权归属先后存在多轮流转约定，吴某一方主张其系案涉果树的实际权利人，清理地块上的附着物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并不知晓该行为侵害了报案方的承包权益。但报案方持有的土地承包权证公示信息显示其为登记权利人，随即以林木被擅自砍伐为由向公安机关提出刑事控告。

公安机关受案后开展侦查，对被砍伐林木的数量、价值进行委托核定，最终查实被砍伐林木近千株，按指控罪名对应的量刑标准，该数量已远超滥伐林木罪的入罪门槛，一旦公诉后法院认定罪名成立，当事人将面临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事处罚，还需附带承担对应金额的退赔责任。

郑勇律师接手该案时，面临三重核心现实障碍：

第一是证据层面的既定不利局面：公安机关已调取土地权属登记资料、林木价值核定报告、现场勘查笔录、多名在场人员的言词证据，完整的侦查卷宗显示公安机关已形成完整指控逻辑，最初向侦查机关提交的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并未被办案单位采纳，侦查机关已明确将案件报请检察机关审查批捕。

第二是法律适用层面的争议空间狭窄：普通公众认知中，“未经审批砍伐林木即涉嫌滥伐”是普遍认知，案涉被砍伐果树数量近千株，从表象上完全符合滥伐林木罪的构罪外观，要推翻该入罪逻辑，必须找到突破现有常规指控思路的核心依据。

第三是程序推进的次生风险：即便检察机关未予批捕，公安机关掌握初步定罪证据后仍可直诉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若审查起诉阶段辩护意见不被采纳，案件将公诉至法院，当事人大概率会被判处实刑，此前取得的不批捕阶段性成果也将失去实际意义。

郑勇律师接手案件后，并未直接围绕“情节轻微”方向走常规认罪认罚从宽的辩护路径，而是从核心构罪要件入手拆解案件：

第一是逐一核对全案卷宗证据里的林木属性认定材料，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相关森林资源分类界定规范，核实案涉果树的种植地块属性、权属登记类别，最终确认案涉被砍伐林木属于农村居民承包地内的经济作物，并不属于《森林法》规定的采伐许可管理范畴内的林木，不符合滥伐林木罪的犯罪对象要求。

第二是梳理全案主体身份证据，对照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滥伐林木罪的主体要件规定，发现本案指控的涉案主体并不符合该罪的特定构罪主体要求，主体身份存在明显的适格性瑕疵。

完成核心事实要点的梳理后，郑勇律师第一时间在审查批捕阶段向冕宁县检察机关提交完整的不予批捕法律意见书，附上对应的法律规范依据，详细阐明本案不符合滥伐林木罪入罪标准的核心理由。在公安机关直诉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郑勇律师持续和承办检察官沟通意见，主动申请参与案件听证会，在听证环节完整展示全案证据瑕疵与法律适用偏差，坚持本案证据不足、应当对当事人作出不起诉决定的辩护立场。

冕宁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全部案件材料，采纳郑勇律师的辩护意见，经公开听证后依法作出吴某等人不起诉决定，当事人无需承担任何刑事处罚。

本案裁判结论仅针对个案，不代表同类案件均可获得相同结果。

作为专注刑事辩护近二十年、凉山州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委员的执业律师，郑勇律师表示，不少农村地区的涉农刑事案件，往往由民事权属纠纷转化而来，当事人很容易因对法律边界的认知偏差陷入刑事风险。很多这类案件的辩护空间，并不在于案件发生后的赔偿谅解环节，而是潜藏在司法机关容易忽略的个别构罪要件细节中。

刑事辩护不是流程化的文书提交工作，对每一份卷宗证据的逐一核实、对每一条相关法律规范的细致对照，才是破局的核心基础。辩护律师需要明确，刑事代理的边界是在法律框架内最大程度维护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益，任何试图突破法律底线获取有利结果的行为都不具备可行性，只有立足案件本身的事实细节，才能推动案件办理走向符合实质正义的结果。

郑勇律师执业证号是15134200910243091，办公地址位于凉山西昌市月海路2段13号19栋五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