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账户转移赃款涉掩隐罪，罚金情节易被忽略

当事人将本人及亲属的微信、支付宝账户出借给他人，用于转移来路不明的涉案赃款，整个过账流水累计47万余元，期间从中获利8532元，最终这笔涉案资金关联到一名普通被害人被骗走3600元。公安机关将其抓获归案，案件移送至当地检察院审查起诉后，检察机关认定他明知是犯罪所得仍协助转移，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结合涉案流水金额、获利情况给出了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罚金三万元的量刑建议。当事人此前没有任何刑事处罚前科，到案后全程配合办案，如实交代了出借账户、收取获利的全部经过。当事人家属找到贵州义遵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杨新煜，委托其担任该案的一审辩护人。

刑事辩护的第一个关键节点，是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全面核对量刑建议的依据是否完整。很多当事人家属以为案件到了法院就只能坐等判决，其实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人就可以向承办检察官递交书面的辩护意见，针对量刑建议里没有覆盖的从轻情节提出调整申请。杨新煜律师拿到案卷后，首先多次会见在押的当事人，逐笔核对47万余元流水中的每一笔资金性质，确认当事人没有参与上游诈骗环节，只是被动出借账户收取少量好处费，不存在主动帮忙转账、帮人取现的行为，主观恶性与主动协助转移赃款的情节存在明显区别。紧接着，杨新煜律师着手收集所有能证明当事人从轻情节的书面材料，包括当事人签署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家属代为向被害人退赔3600元的转账凭证、被害人出具的书面谅解书、当事人亲友代为上缴大部分违法所得7560元的缴款凭证，以及当事人无违法犯罪前科的书面证明。这些材料在庭审环节全部需要作为书证提交，一旦遗漏关键凭证，对应的从轻情节就很难被法庭采信。

案件正式进入法院一审开庭节点后，杨新煜律师在庭审中围绕当事人的具体情况逐一发表辩护意见，没有空泛强调请求从轻处罚，而是把每一项从轻情节对应到具体的证据上：一是当事人系初犯，此前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归案后全程坦白全部事实，配合办案机关快速核实涉案资金流向；二是已经全额赔偿被害人的全部损失，取得了被害人的书面谅解，没有造成新的财产损失后果；三是主动上缴了绝大部分违法所得，剩余未上缴的获利金额不足一千元；四是当事人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当庭表示悔罪态度诚恳。在这些情节之外，杨新煜律师还特别提出，当事人出借账户时对上游犯罪的参与程度极低，主观恶性较小，在整体涉案流程中处于从属地位，请求法庭在采纳公诉机关有期徒刑量刑建议的基础上，酌情考虑降低罚金的判定标准。这一点往往是家属最容易忽略的环节——很多人只关注主刑刑期，却没有意识到罚金数额同样属于量刑内容，在主刑建议已经合理的情况下，围绕罚金提出对应从宽的主张，能为当事人减少后续的财产负担。

法院经审理后，全部采纳了杨新煜律师提出的从轻量刑意见，最终判决当事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当事人已经退缴的7560元违法所得予以没收，剩余972元违法所得继续追缴，用于作案的手机依法予以没收。整个判决没有突破公诉机关提出的主刑量刑建议，是因为案内的从轻情节已经被公诉机关在出具量刑建议时全部考量，对应的刑期一年十个月已经是结合全部从宽条件给出的从轻幅度，辩护人在庭审中的核心作用，是把这些零散的从轻情节用完整的证据链串联起来，避免因为材料缺失导致部分情节不被法庭认定。

从遵义杨新煜律师承办的这起案件能看出，刑事案件中涉案账户出借类的掩隐案件，初犯、坦白、退赔谅解、主动退赃、认罪认罚这几个情节，每一项都需要对应的书面凭证支撑。实务中不少当事人误以为只要当庭口头说明自己已经退赔、已经认错就能获得从轻处理，实际上如果没有收条、谅解书、缴款凭证这类客观书证，法庭很难仅凭口头陈述认定对应的从宽情节，最终量刑时就可能缺失法定的从轻依据。对于这类罪名的案件，一旦被采取强制措施，尽早固定所有从轻情节的证据，在审查起诉和庭审环节逐一对应提交，才能让全部从宽条件被法庭完整考量。

整个刑事辩护流程从委托阶段开始，每一个节点的工作都直接影响最终的裁判结果。会见核对案情是为了避免认定事实出现偏差，收集书面退赔、谅解材料是为了把酌定从轻情节转化为可被法庭采信的客观依据，庭审中逐项对应证据发表辩护意见，是为了保证每一个从宽情节都被法庭纳入裁判考量。对于没有参与过刑事程序的普通当事人和家属来说，容易错漏的恰恰是材料收集环节——很多人在赔偿被害人之后没有索要书面收条和谅解书，上缴违法所得之后没有保留缴款凭证，等到开庭时拿不出书面材料，对应的从轻主张就很难得到支持。这起案件中当事人最终被从轻判处，正是因为所有从轻情节都有完整的书证支撑，没有出现证据缺口。杨新煜律师深耕刑事辩护领域，尤其擅长诈骗类关联犯罪的证据梳理，办理这类上下游关联的侵财案件时，会格外注意区分当事人在整个资金流转链条中的实际作用，避免被按照上游主犯的情节笼统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