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签书面施工合同的劳务纠纷，微信里的一句回复能不能当作认账凭据？郭某青给周某华的工地铺完沥青，拿到20万工程款后，剩下的9.8万怎么都要不回来，对方在法庭上突然说自己没看清之前的对账消息，实际只欠4.4万。一桩没签正式合同的工程欠款纠纷，最终靠微信聊天记录里的一句承诺结清的表述完成了事实认定。本案围绕口头施工合同下，未明确表态的微信对账消息能否构成债务自认展开，还原基层建设工程劳务纠纷中证据留存不足的普遍困境，以及二审庭审中双方对自认规则的博弈过程。

2022年5月，郭某青经中间人介绍承接了周某华负责的某城区道路沥青铺设作业，双方没有签订书面施工合同，仅以口头方式约定了摊铺的大致范围与计价方式。同年6月，郭某青带领施工队进场，仅用十余天就完成了全部铺设作业，周某华在现场对施工质量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施工结束后的结款环节，周某华分两次向郭某青转账共计20万元，此后再无主动付款。郭某青每隔一两个月就通过微信向周某华询问剩余款项的支付时间，对方每次都以资金周转紧张为由延后，始终没有给出具体的付款节点。到2022年底，郭某青将自行核算的对账单通过微信发送给周某华，列明施工总面积、单价与总金额，扣除已付的20万元后，剩余未付款项为9.8万余元。消息发送后，周某华没有回复任何质疑内容，只是在郭某青后续的催款消息里，于2023年2月回复了一句“这个月肯定给你清掉”。郭某青始终没等到约定月底到账的款项，在多次沟通无果后，向工程所在地的基层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周某华支付剩余工程款及对应逾期利息。

一审依聊天记录判付 上诉人新主张引发二审

一审庭审中，周某华没有出庭，仅提交了书面答辩意见，称双方对施工面积和单价一直没有最终核对。法院结合郭某青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现场施工照片与转账凭证，认定周某华在收到对账单后未提出异议，且后续作出了月底结清的付款承诺，据此判决周某华向郭某青支付9.8万余元工程款及逾期利息。一审判决送达后，周某华提起上诉，主张自己当时忙于工地事务，根本没仔细看郭某青发来的对账单，对方核算的单价相较口头约定高出不少，且实际施工面积也没有经过现场测量确认，按照自己核算的标准，总工程款应为24.4万余元，扣除已付的20万元，实际仅欠4.4万余元。二审程序启动后，周某华提交了十余份新的微信聊天截图与两名现场工人的证言，试图证明双方从未就对账单上的金额达成一致。郭某青委托的代理律师耿浩南接手案件后，首先将双方近一年的全部微信聊天记录按时间顺序逐一梳理，标注出每一条涉及金额确认、付款承诺的对话节点，逐一核对上诉人提交的聊天记录是否存在截取片段、断章取义的情况。

基层建工纠纷的代理难点，从来不是复杂的法条适用，而是在没有书面合同的前提下，把零散的沟通记录拼成逻辑闭环。耿浩南在梳理证据时发现，周某华提交的聊天截图全部截取了双方讨论施工细节的片段，刻意隐去了自己承诺月底结清的核心表述；而两名证人的证言仅提及当时现场的施工进度，对最终的核算单价与面积均表示“不清楚具体数字”，无法佐证上诉人主张的24.4万元总价。

庭审围绕微信自认展开抗辩 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开庭当天，法庭首先归纳争议焦点：周某华收到郭某青发送的对账单后未明确提出异议，且作出付款承诺的行为，能否视为对欠款金额的自认。周某华的上诉主张集中在三点：一是自己未仔细查看对账单内容，不构成默认；二是对账单所载单价为郭某青单方上调，不符合口头约定；三是施工面积未经过双方现场测量，核算结果不真实。针对第一项主张，耿浩南提出，微信聊天是双方日常沟通的主要渠道，周某华长期从事工程承包，具备基本的商业判断能力，在收到明确列明金额的对账单后，若不认可金额理应及时提出异议，其既未当场反驳，又在后续回复中承诺月底结清款项，不符合普通民事主体的正常行为逻辑。针对单价与面积的抗辩，耿浩南指出，周某华在一审阶段从未提交过双方约定的单价标准，也没有提供现场测量面积的相关记录，其主张的24.4万元总价没有任何有效证据支撑；反观郭某青提交的对账单，与微信中对方的付款承诺能够形成对应，不存在单方编造的情形。

法庭审理过程中，二审法院逐一核对了双方提交的聊天记录与证人证言，最终采信了代理律师提出的自认认定逻辑，认为周某华关于“没看清消息”的抗辩缺乏合理性，其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双方曾就24.4万元的总价达成一致。

终审认定承诺构成债务确认 纠纷终局处置

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郭某青通过微信向周某华发送对账单后，周某华未在合理期限内对金额提出明确异议，反而在后续催款对话中作出“当月结清”的意思表示，该行为足以认定其对欠付工程款金额的认可。周某华主张未查看消息、单价单方上涨、面积未确认的抗辩意见，因缺乏有效证据佐证，且与此前作出的付款承诺存在逻辑矛盾，法院不予采信。最终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周某华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原判，由周某华向郭某青支付9.8万余元工程款及资金占用利息，同时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200余元。

判决送达后，双方均未就该判决申请再审。郭某青依据生效判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后续通过执行程序陆续拿回了全部剩余工程款。在这类大量依赖口头约定的基层工程劳务纠纷中，事后翻悔的一方总能找到看似合理的抗辩理由，但真实的履约痕迹，往往就藏在那些没有经过刻意设计的日常对话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