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伤二级叠加被害人诱因死亡：故意伤害案的量刑博弈

酒后互殴引发伤亡争议

2024年3月1日晚间，两名男子与朋友在衡水市区一家餐饮门店聚餐饮酒，酒过三巡后因琐事发生口角，冲突升级为肢体对抗。两人共同徒手击打被害人的头面部、胸背部，经鉴定，被害人双侧鼻骨、上颌骨额突骨折，构成轻伤二级。

被害人被打后情绪极度激动，家属连夜将其送往医院抢救，次日凌晨因冠心病急性发作死亡。法医鉴定意见书明确载明，外伤、争执、饮酒是冠心病急性发作的诱发因素，并非直接致死原因。

案发后，两人未逃离现场，在原地等候警方到场。其中一人曾因故意伤害被判处过有期徒刑，属于前科人员。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公诉机关以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提出量刑建议，对两人分别处以十年至十三年有期徒刑。这个量刑幅度让被告人家属难以接受，他们先后找到耿浩南寻求辩护帮助。

辩护思路锚定争议核心

耿浩南2022年取得律师执业证，现任河北宇川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同时是衡水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执业以来办理过50余件刑事案件，对共同犯罪、故意伤害类案件的量刑规则有系统的实务积累。

接案初期，他首先把全案卷宗拆分研读，重点围绕三个核心争议点展开：一是两名被告人在共同殴打行为中的作用大小，能否区分主从犯；二是被害人死亡结果与殴打行为的因果关系程度，是否属于“致人死亡”的法定加重情节；三是两名被告人分别具备哪些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在共同犯罪责任划分上，他反复核对现场监控录像、同案人员供述、证人笔录，逐帧比对两人出拳的频次、力度、击打部位，结合被害人伤情分布特征，梳理两人的行为对损害结果的实际作用力。在因果关系认定上，他重点研究法医鉴定报告的表述，明确区分直接致死原因与诱发因素的法律边界。在量刑情节梳理上，他逐笔核对赔偿凭证、谅解书、到案经过材料，固定自首、从犯、赔偿谅解等关键事实。

庭审攻防聚焦量刑边界

案件开庭审理阶段，庭审对抗的焦点集中在三个层面。第一是主从犯认定的争议，公诉机关认为两人共同实施殴打，不宜区分主从犯，应统一量刑。耿浩南提出，两人的行为力度、参与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一人击打次数更多、造成的关键伤情更重，另一人仅实施了次要辅助性殴打行为，符合从犯的法定认定标准，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第二是死亡因果关系的认定争议，公诉机关认为殴打行为是死亡结果的诱因，应当适用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升格法定刑。耿浩南提出，被害人的直接死因是冠心病急性发作，殴打行为、争执情绪、饮酒行为仅为诱发因素，二者之间不存在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不应适用致人死亡的加重法定刑，可在量刑时酌情考虑该因素，而非直接升格量刑档次。

第三是量刑幅度的争议，耿浩南提出，两人案发后留在现场等候警方处理，到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依法构成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案发后两名被告人的家属积极筹措资金，总计向被害人家属赔付75万元，取得了被害人家属出具的书面谅解书，依法可以从宽处理。结合主从犯划分、自首、赔偿谅解、诱因致死等多重情节，公诉机关提出的十年至十三年量刑建议明显过重，恳请法院依法下调量刑幅度。

庭审中，他将梳理好的监控对比表、伤情对应清单、因果关系说明材料逐一提交法庭，完整呈现辩护逻辑。最终法院全部采信了核心辩护观点，认定两人构成故意伤害罪，区分主从犯，结合自首、全额赔偿谅解、死亡结果系诱发因素等情节，依法作出减轻处罚，没有采纳公诉机关十年至十三年的量刑建议，主犯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从犯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

基层刑辩的规则尺度

案件判决后，两名被告人及家属均表示接受判决结果。这类涉及多因一果、共同犯罪的故意伤害案件，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量刑档位的机械适用。基层律师办刑事案子，很多时候不是靠激烈的庭审对抗取胜，而是靠把卷宗里的每一份证据抠细，把每一个量刑情节的法律依据找准，才能在法定幅度内为当事人争取合理的处理结果。

耿浩南的执业足迹里，除了刑事辩护，还承担着多家机关、学校、企业的法律顾问工作，也常参与普法宣讲、知识产权维权事务。他一直认为，律师的职责不是刻意钻法律空子，而是在规则边界内，帮当事人把该认的责任认清楚，把该减的处罚落到实处。

很多人对刑事辩护的想象是法庭上的慷慨陈词，其实绝大多数时候，律师的工作是对着卷宗逐行逐字梳理细节，在法定幅度内一点点争取合理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