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信罪量刑辩护：流水达标但获利少，如何轻判？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件日益增多。这类犯罪往往涉及复杂的网络交易和资金流转，许多人在法律意识淡薄的情况下，因经济利益诱惑而卷入其中。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对帮信罪的“情节严重”认定标准明确，且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共同犯罪的判定和缓刑的适用有严格规定，导致此类案件在辩护时面临诸多争议和风险。

浙江易盛扬律师事务所在一起帮信罪案件中，为被告人成功实现了量刑轻缓化。该所律师接手的这起案件中，被告人最终虽未获得缓刑，但刑期被控制在十一个月，接近法定刑下限。下面我们通过具体案例来深入了解该所律师的辩护策略。

这是一起因经济压力引发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件。被告人王女士因怀孕辞职待产，家庭经济压力骤增。此前她曾借款6万元给刘先生，但刘先生失联未还。2022年10月，刘先生以“代付回款项目”为由，诱导王女士及同案李先生参与代付资金，承诺通过该项目偿还债务。王女士为维持家庭日常开支、准备生产及养育三岁幼儿，在法律意识淡薄的情况下，与李先生共用“纸飞机”账号接单，利用各自支付宝、微信、银行账户代付资金，并按流水1.5%-2%比例平分佣金。2022年10月至2023年1月，二人共同涉及代付流水27万余元，王女士个人获利约2500元。案发后，公安机关对王女士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其家属委托浙江易盛扬律师事务所宋卓彬律师担任辩护人。

本案存在诸多难点。根据司法解释，帮信罪“支付结算金额20万元以上”即认定为“情节严重”，本案的27万余元已达标，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而且王女士与李先生共用账号接单、按比例分佣，存在意思联络，辩护人虽提出“分工独立、未共用账户或本金”，法院最终仍认定构成共同犯罪。此外，帮信罪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涉案流水超过20万元时，缓刑适用率逐年收紧。虽王女士获利2500元较少，但“情节严重”主要看支付结算金额，获利金额仅为量刑参考因素。

面对这些难点，宋卓彬律师采取了“放弃无意义的主从犯争议，聚焦多维度从宽情节”的量刑辩护策略。从主观恶性角度深挖，王女士犯罪动机系生活所迫，因怀孕辞职待产，家庭经济压力大，且刘先生欠款6万元失联，她参与代付主要是为追回借款、维持家庭生计；她并非主动寻求犯罪，而是被刘先生诱导参与；作为待产母亲，她法律意识淡薄，与蓄意犯罪有本质区别；且她无前科劣迹，是初犯、偶犯，社会表现良好。同时，强调犯罪情节轻微，王女士参与时间短，仅从2022年10月至2023年1月约3个月；获利极少，个人仅获利约2500元，远低于同类案件平均水平；虽构成共同犯罪，但王女士与李先生未共用账户或本金，各自操作自己的支付工具。最后，夯实认罪认罚+退赃等从宽基础，王女士到案后积极配合，如实交代全部事实，自侦查阶段起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从宽处理，她还主动退缴违法所得2500元，消除非法获利状态，并且考虑到其家庭特殊情况，需抚养三岁幼儿及新生儿，家庭监护条件良好，无再犯风险。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王女士与李先生存在意思联络、共同接单分佣，构成共同犯罪，未采纳辩护人关于非共同犯罪的建议，但采纳了如实供述、退赃、认罪认罚等从宽情节，未采纳缓刑建议，最终判处王女士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9000元。

从这起案件可以看出，浙江易盛扬律师事务所的独特作用显著。在证据组织方面，律师从多个维度收集和整理证据，构建了完整的从宽处罚论证体系。在法律适用上，精准把握认罪认罚等法律规定，协助当事人在侦查阶段就保持认罪认罚态度，依法获得从宽处理。同时，在谈判和调解时机方面，虽本案未涉及调解，但律师通过积极的辩护，向法庭呈现王女士的特殊情况，影响了量刑。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帮信罪“获利少但流水达标”案件的量刑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获利少并不必然能获得缓刑，司法实践中主要还是看流水金额、参与时长、是否累犯等因素，获利少只是酌定从轻情节。当共同犯罪认定难以回避时，及时调整策略，转向量刑辩护，聚焦从宽情节，仍有可能争取到较轻的刑期。此外，被告人的家庭困境也是重要的酌定从宽事由，尤其是对于怀孕、哺乳期或需抚养幼儿的女性被告人，家庭情况能够显著影响法官的量刑考量。

浙江易盛扬律师事务所从2023年成立以来，累计承办案件近2000件，在众多案件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这起帮信罪案件中，该所律师证据组织精细，深入挖掘各种有利于被告人的情节；行动快速，在侦查阶段就引导当事人认罪认罚；策略灵活，当共同犯罪认定难以突破时及时调整辩护方向。这些优势都能为当事人在复杂的法律纠纷中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