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诈骗案涉案近29万，嫌疑人最终获怎样量刑？

从2012年开始执业至今，刘映辉律师在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办案经验，处理过众多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巨大的刑事案件，对各种犯罪类型都有独到的见解和辩护思路。

2020年10月，一起与口罩相关的诈骗案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被告人刘X以销售口罩为名实施诈骗。他通过中间人王X与被害人周X达成口头协议，约定以单价0.065元/个的价格出售430万个口罩，周X支付了货款279,500元。为了获取周X的信任，刘X伪造了湖北X公司盖章的供货协议及装车视频，并将该笔款项转入其朋友谢X名下的银行账户。随后，刘X仅向实际供货方李X支付了部分货款60,300元，其余款项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及挥霍，还安排谢X协助转账。谢X在明知所收资金“违法”的情况下，仍提供银行卡并开通网银协助转移资金，从中分得44,000余元。因未实际发货，周X拒绝支付第二批货款，刘X随即失联。

案发后，刘X、谢X先后主动投案，二人家属积极退赔全部损失，刘X退170,000元，谢X退54,000元，李X退还60,300元，周X出具了谅解书。公诉机关以诈骗罪对二人提起公诉，涉案金额279,500元，属“数额巨大”。

刘映辉律师接手此案后，面临着诸多办案难点。首先是罪名的精准定性，到底是普通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存在争议；其次要明确各嫌疑人的责任范围，尤其是谢X应承担的责任；还要争取从轻量刑情节，为嫌疑人减轻刑罚。

在破局思路上，刘映辉律师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在精准定性辩护方面，刘X辩护人主张本案应定性为合同诈骗罪而非普通诈骗罪，强调交易存在形式上的合同要素，试图争取更轻量刑。虽然法院未采纳，认为“合同仅为诈骗手段”，但这体现了刘映辉律师对罪名适用的专业研判。在强化从宽情节上，全面梳理并突出刘X、谢X的自首、认罪认罚、全额退赔、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法定与酌定从轻、减轻情节。针对谢X，重点论证其事前不明知具体诈骗内容，仅知“收违法钱”，主观恶性较轻，且作用次要，应认定为从犯。在争取缓刑适用上，两辩护人均提出适用缓刑建议，刘X辩护人主张“初犯、偶犯、悔罪态度好”；谢X辩护人强调“犯罪情节极度轻微、具偶然性”，不过错误主张其有“立功”情节后被法院驳回。在限缩责任范围上，谢X辩护人提出其仅应对分得的44,000元负责，不应承担全案27万余元的共犯责任，虽未被采纳，但反映了对共犯故意范围的精细化抗辩。同时，刘映辉律师还推动家属及时退赔、促成被害人出具谅解书，为量刑从宽奠定事实基础；协助当事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争取检察机关出具相对有利的量刑建议。

最终，法院经审理认定，刘X构成诈骗罪（主犯），数额巨大，在疫情防控期间假借防疫物资名义诈骗，依法从重；鉴于自首、退赔、谅解、认罪认罚，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谢X构成诈骗罪（从犯），虽对具体诈骗方式不知情，但对刘X实施犯罪具有概括故意，成立共犯；结合从犯、自首、退赔、谅解、认罪认罚等情节，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获法院采纳，缓刑请求均被驳回，因诈骗数额巨大，社会危害性较大。

律师价值

在本案中，刘映辉律师的独特作用显著。在罪名定性上，虽未成功将罪名从普通诈骗罪变更为合同诈骗罪，但体现了其对罪名适用的专业研判能力。在证据和情节的运用上，全面梳理并突出嫌疑人的自首、退赔、谅解等从轻情节，为嫌疑人争取到了一定程度的从轻处罚。在责任范围的界定上，虽未完全限缩谢X的责任范围，但对共犯故意范围进行了精细化抗辩。在程序方面，推动家属退赔、促成谅解书、协助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等，为量刑从宽奠定了基础。

实践意义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诈骗案件，法院会综合考虑犯罪的数额、情节、嫌疑人的认罪态度、退赔情况等因素进行量刑。对于在特殊时期，如疫情防控期间实施的诈骗行为，会依法从重处罚。同时，嫌疑人的自首、认罪认罚、退赔、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情节会作为从轻、减轻处罚的依据。

结尾

回到中提出的困惑，在这起口罩诈骗案中，刘映辉律师凭借专业的法律知识、丰富的办案经验和精细的辩护策略，为嫌疑人争取到了相对合理的量刑。其优势在于对罪名的精准研判、对从轻情节的有效运用以及在程序上的积极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