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高法统计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
减刑、
假释案件平均每年在60万件左右。不过，在减刑、假释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少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亟待解决。 在夏道虎看来，这些普遍性问题包括如何界定减刑、假释性质，如何均衡适用减刑、假释，如何科学设置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减刑幅度等。 “减刑、假释的根本目的是激励罪犯积极改造，罪犯只有积极改造，表现优异者，才能获得减刑、假释。”夏道虎认为，适用减刑、假释，必须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此次《规定》明确了减刑、假释的性质及适用要求。” 与此同时，上述《规定》还对
职务犯罪罪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金融犯罪罪犯以及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严重暴力性犯罪等依法应当从严控制减刑、假释的罪犯，新增减刑起始时间、间隔时间、减刑幅度从严的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规定》还新增了对决定终身监禁的
贪污、
受贿罪犯不得再减刑、假释的规定。此外，对
死缓考验期内故意犯罪但尚未达到情节恶劣、不
执行死刑的罪犯，在明确死缓执行期间重新计算的同时，新增了“减为无期徒刑后，五年内不予减刑”的从严规定。 另一方面，上述《规定》还倡导扩大假释适用。夏道虎认为，从司法实践看，假释制度比减刑制度改造效果更好，假释罪犯再犯罪率更低。 “目前世界各国适用假释是一个普遍趋势，而在我国长期以来减刑适用占绝对优势，假释制度的价值功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夏道虎表示，对部分罪行较轻、符合规定条件的罪犯可以依法从宽适用假释，对既符合
减刑条件又符合
假释条件的罪犯可以优先适用假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