猥亵罪审查起诉阶段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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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审判员：
受上诉人家属委托，受律师事务所指派，经上诉人刘某本人确认，本律师在刘某猥亵儿童一案二审中，依法为刘某进行辩护。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查阅复印了一审的庭审笔录和相关证据资料，征求了刘某本人的意见，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本案部分事实不清。
(一)在本案的重要情节上，上诉人本人前后供述、被害人本人前后陈述以及上诉人供述与被害人陈述之间都存在明显矛盾，仍需进一步查证，作出合理解释。
首先，刘某猥亵乔某时使用的是左手还是右手。
辩护人注意到，被害人乔某已经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其应当能够准确分辨左右手。上诉人刘某作为成年人，也应当准确分辨左右手。而刘某一直供述自己是用左手猥亵乔某的。而乔某却说刘某是用右手摸的。
辩护人认为，无论是刘某还是乔某，在“左手右手”问题上均没有说谎的必要。为弄清事实，人民法院有必要查清刘仁义供述和乔某陈述出现明显差异的原因。
其次，刘某猥亵乔某的方式需要进一步查明。
辩护人注意到，刘某在一审庭审前的大多数供述以及一审庭审中前期供述均称是将小女孩抱在腿上就行猥亵的。但一审庭审中后期却说“当时我们三个人都在那站着，没有抱在腿上，当时给小男孩要遥控器，正好弯腰。”显然，刘某的两种说法存在极大差异。
另外，从乔某的《询问笔录》上可以看出，乔某先期陈述“把我抱到他家的沙发上……”，只是在询问人员强调“那个男的摸你的时候你是在沙发吗?”，乔某才说“他当时摸我时我被他抱在腿上。”辩护人认为，乔某的回答不排除有诱导因素的存在。
辩护人认为，具体如何猥亵不影响本案的定性和量刑，但刘某当庭改变供述以及乔某前后陈述的矛盾需要合理排除。
(二)被害人乔某妇科检查结果与猥亵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需进一步查明。
辩护注意到，证据中只有被害人乔某的妇科检查所见，并未指明妇科所见是否正常，以及与猥亵行为是否有因果关系。
辩护人认为，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乔某妇科检查异常，不足以证明与猥亵行为有关。
二、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值得商榷。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猥亵智力残疾人、精神病人、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治安案件立案标准》规定猥亵他人的立案标准是“猥亵他人的，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
《刑法》第237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刑事案件立案标准》规定第18条规定“涉嫌以性刺激、性满足为目的，猥亵儿童，情节严重的行为，应予立案。”
从以上规定可知，猥亵儿童可能构成犯罪，也可能不构成犯罪。
检察院检察员卢某、黄某2007年曾撰文认为“凡具有以下猥亵儿童的情形之一的，应当以猥亵儿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一年内猥亵儿童两次以上或一次猥亵儿童两名以上的;
(二)采取暴力、胁迫等方法强制猥亵儿童的;
(三)猥亵儿童致使被害人轻微伤以上损伤的;
(四)猥亵儿童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如严重损害儿童心理健康，造成被害儿童近亲属精神错乱或自杀的等等。)”
辩护人认同这两名检察员得观点。就本案而言，刘某此前无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其没有采取暴力、胁迫等方法强制猥亵乔某，没有证据显示乔某受伤，没有证据显示给乔某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因此，辩护人认为本案按治安案件处理比较恰当。
三、退一步说，即使刘某的行为构成犯罪，本案量刑也明显过重。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2009年6月1日在试点法院推广版本)第12条规定“非数额型一般典型犯罪，以法定刑中段略下为量刑基准。……法定刑仅为两个刑种的，以两个刑种的结合点为量刑基准(不同刑种的结合点，合议庭或独任庭可根据案情选择适用)”。 第111条规定 “猥亵儿童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一年，每增加一次，刑期增加六个月。造成轻微伤的重处10%。”第112条规定 “按本节规定对个案量刑时，合议庭(独任庭)根据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综合量刑要素考虑，依第一百零九条量刑时，可行使六个月以内的自由裁量权;依第一百一十条量刑时，可行使一年以内的自由裁量权。”
由此可以看出，即使上诉人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大，对刘某的量刑最高也不应当超过18个月。况且，现有证据显示，上诉人自案发后一直悔罪，一直请求被害人亲属的原谅，并且对被害人亲属的殴打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些都说明上诉人的人身危害性和社会危害性都较小。辩护人认为即使按刑事案件处理，在6-12个月期间内量刑较为合理。
辩护人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意见自2009年6月1日起仅在试点法院施行，但辩护人认为该意见仍然对全国各级法院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各级法院均应当参照上述原则进行量刑。
四、上诉人及其家属愿意给予被害人适当补偿。
事发当天，被害人的十余名亲属在公安人员赶到现场前，曾围殴上诉人，并当场将上诉人打晕。辩护人在会见上诉人时，上诉人对此表示不准备再追究被害人亲属的违法责任。另外，辩护人接受委托后，听取了上诉人及其家属的意见。上诉人及其家属均表示，他们还愿意给予被害人适当经济补偿，争取被害人及其监护人的谅解。
五、建议人民法院对上诉人适用缓刑。
《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
本案中，上诉人无任何不良记录，系第一次涉嫌违法犯罪。事情发生后，上诉人在被害人家属兴师问罪时就表示忏悔，对当即受到了被害人家属殴打式惩罚也没有怨言，其后又被羁押超过4个月，认罪态度一直非常好。
辩护人认为，对上诉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因此如果二审法院认定刘某行为构成犯罪，建议对上诉人适用缓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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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 　　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 　　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 　　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 　　此后，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再次被排除在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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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博友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亲属的委托，并指派我作为被告人周某的辩护人参与诉讼，通过会见、阅卷及法庭调查，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周某构成强制猥亵妇女罪不持异议。但被告有如下法定从轻减轻情节：
　　
一，被告人周某有自首情节。
　　
1、被告人周某于2009年到北京某公安局的行为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根据某公安局出具的“到案经过”、“到案情况说明”。可以知道，被告人周某是在其母亲和民警的通知下，没有反抗逃跑拒绝阻碍等行为，而是直接去的公安局。根据法律规定，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所以被告人的行为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2、被告人周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公安局的询问笔录与周某其后的供述以及被害人武某的陈述，其他证人证言相互吻合，即被告人周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犯罪已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规定，对被告人周某应从轻减轻处罚。
　　
二，被告人周某的犯罪情节相对较轻，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
　　
1、被告人周某在犯罪前与被害人认识。
　　被告人周某与其他人是在被害人家里玩牌后才去的洗浴中心。在洗浴中心打牌时才偶然发生犯罪的。这有被害人武某的陈述等证据证明。
　　
2、被告人在犯罪过程中没有使用暴力，只是实施了胁迫行为。
　　强制猥亵妇女是采用暴力、胁迫还是其他方法，这也关系到对被告人量刑的轻重。所谓暴力是指对被害妇女的人身采取殴打、捆绑、堵嘴、掐脖子等方法使妇女不能反抗。所谓胁迫是指对被害妇女采取威胁、恐吓等方法实行精神上的强制，使妇女不敢反抗。如杀害、揭发隐私等。
　　本案中，被告人的供述及被害人的陈述均证明被告人没有使用暴力，而只是以“不同意就强奸你”的语言相威胁。
　　
3、被告人在犯罪后与被害人仍有一定的相处，联系。
　　犯罪后，因深夜门锁，被告人与被害人没有离开洗浴中心，两人在洗浴中心同一间屋里同一张床上睡到天亮，期间相安无事，被告人没有再次强制猥亵被害人。
　　三、被告人年龄尚小，正值青春期，且是偶犯，初犯。
　　被告人虽已成年，但年龄尚小，正值青春期，其不健康的性取向，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我国对青少年性教育的不足与缺陷。被告人这次犯罪并无预谋，没有前科，是初次犯罪。
　　
四，被告人有检举他人违法犯罪的情节。
　　被告人在本案侦查阶段就举报郑某涉嫌强奸一案，并提供了被害人及相关证人的身份住址等情况。对被告人有利的这些证据司法机关应当查明。据目前辩护人了解到的情况，尚无“不能查证属实”的信息反馈。为打击犯罪鼓励检举他人犯罪，恳请贵院对被告人的检举郑某的犯罪情节核实。
　　综上所述，被告人周某虽然构成犯罪，但有以上从轻减轻情节。恳请贵院以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被告人周某做出较轻的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