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春,南京某集团旗下南京分公司的HR办公室里,一份突如其来的法院传票放在了行政主管的办公桌上——此前刚办完离职手续的人事专员刘某,将公司告上了法庭,索要八万余元欠薪、近七万元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及一万余元经济补偿金。公司行政主管当时就懵了:刘某本身就是负责全公司劳动合同签订的岗,怎么自己反倒反过来要双倍工资?情急之下,他们找到我们团队委托代理这起劳动争议案件。这也是我们在南京建邺区处理过的众多涉企业用工合规案件里,极具代表性的一起典型劳动争议抗辩案例。
刘某2021年初入职该集团南京分公司,岗位明确为行政人事专员,日常工作就包含全公司人员招聘、社保申报、工资核算、新员工劳动合同签订归档这些核心人事事务。入职后几个月里,第三方公司为刘某缴纳了一段时间社保,双方一直没签书面劳动合同。2022年初刘某提出离职,双方口头协商好公司补偿一个月工资加剩余未结工资合计六千一百余元,公司实际代扣社保个人部分后支付了五千六百九十元。
刘某事后反悔,觉得自己能拿到更多赔偿,便以公司未缴社保、未签劳动合同、拖欠工资为由发函解除劳动关系,直接提起诉讼,主张各类赔偿合计近十七万元。南京本地不少中小微企业遇到这类人事岗员工索赔的情况,往往心里没底,觉得没签合同肯定要赔双倍工资,一开始这家公司也做好了赔几万块的心理准备。
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点其实非常明确:第一,本身负责劳动合同签订的人事专员,自己没和公司签书面合同,能不能反过来向公司主张双倍工资赔偿?第二,双方没有签字的口头离职补偿约定,仅凭零散的微信聊天记录,能不能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和解协议?第三,刘某主张的月工资标准和欠付工资金额,到底有没有真实依据支撑。
接受委托后我们第一时间铺开了证据梳理工作:
首先我们从公司人事档案里调出了刘某过去一年的全部工作台账,找到她代表公司和其他几十名员工签劳动合同的签字审批表、钉钉操作记录,证明她的岗位职责本身就包含劳动合同签订,她完全知晓不签合同的法律后果,不存在公司故意拒签的情况。
其次我们把双方人事岗的全部微信聊天记录逐页筛查,找到了刘某亲口确认“工资加补偿总共是6150元”的原始对话,还有她收到第一笔款项后只提了一句“怎么少了几百”的沟通记录,没有提出过还有其他未结清费用,直接锁定了双方早就达成离职和解合意的事实。
针对刘某说收到的其他公司转账六万余元是“朋友赠与”的离谱主张,我们当庭对其逻辑矛盾点逐一发问,她完全没法给出合理解释,法庭自然对她主张的月工资六千二百元的标准产生合理怀疑。
整个庭审我们没有纠结零散的法条细节,始终紧扣“人事岗自身职责”这一核心逻辑抗辩,所有证据链都形成了闭环,没有给对方留下辩驳空间。刘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后,我们补充提交了几份南京本地同类人事岗索赔败诉的生效判例供合议庭参考。
最终二审法院仅判决公司补足剩余未付的工资差额460元;刘某主张的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经济补偿金、交通费等全部诉讼请求均被法院驳回;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予以免收。
这起案件的实务痛点其实在南京不少创业型企业里非常普遍:很多公司为了省人事成本,把全公司的人事事务都交给一名专员负责,既没有规范的劳动合同签订审批流程,也没给人事岗自身的劳动关系做合规留痕,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员利用岗位便利事后索赔。我们在这里也给南京的企业和劳动者两边都提个醒:
对用人单位来说,哪怕人事岗员工负责全公司合同签订,也得单独安排其他高管或者法务岗专门对接人事专员的劳动合同签署、归档工作,不能完全放任其自行处理,避免埋下用工隐患;对从事行政人事岗位的劳动者来说,本身就熟知劳动法规的相关要求,更不能利用岗位便利刻意不签自己的劳动合同,事后恶意索要双倍工资,这种行为本身就不符合诚信原则,也很难得到司法机关的支持。
从业多年来我们在南京建邺区累计办理千余件民商事、刑事、劳动争议类案件,始终坚持“律师的价值在于敢于为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而斗争”的执业理念,在法律框架内穷尽所有可行路径为当事人争取合理的处理结果。往后我们也会持续深耕南京本地法律实务,为更多南京的企业和个人提供精准、扎实的民商事诉讼、强制执行、劳动争议、刑事辩护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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