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利用境外窝点实施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呈现出组织层级化、人员流动性强、涉案关联要素复杂的特征,相关案件办理对刑事辩护的精细化程度提出了较高要求。此次涉及的跨境电诈团伙在境外多地设立作案窝点,期间三次更换经营标识,搭建了从总监、代理到普通组员的完整层级架构,以境内居民为主要侵害目标,通过社交软件包装人设建立信任,诱导被害人在虚假虚拟货币投资平台充值,实施“杀猪盘”类诈骗,团伙成员按岗位领取底薪及诈骗提成。
该团伙第一名涉案人员于2020年8月进入窝点,先后任职组员、组长,参与配合完成引流、深度沟通操作,在团伙上层统一安排下造成一名被害人财产受损。其余十一名被告人于2021年至2023年间先后出境入职窝点,部分人员负责线上聊天引流诈骗,一名女性被告人专职承担窝点财务报账、业绩核算、薪资发放工作,部分人员入职短时间后被流转至其他境外电诈窝点继续参与相关活动,涉案人员后续陆续回国。案件办理过程中,办案机关依法固定户籍信息、出入境记录、前科材料、被害人相关流水、证人证言、各被告人供述及辨认笔录等证据材料,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并出具相关变更起诉文书,法院于2026年1月受理该案,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
凉山郑勇律师系四川迈德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凉山州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委员,毕业于四川大学,长期专注刑事辩护领域,此前已办理数百件涵盖贪污贿赂、人身伤害、侵财类、经济类等多种类型的重大及普通刑事案件,具备丰富的刑事实务处理经验,受当事人委托介入该起跨境电诈团伙案件的辩护工作。
该案审理过程中呈现多重代理难点:一是控方最初认定首名涉案人员存在诈骗“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其余十一名被告人均具备诈骗“其他严重情节”,量刑区间的认定直接影响各当事人的权益保障,辩护空间的精准界定难度较大;二是部分被告人庭审中提出仅针对境外人员实施诈骗、我国无管辖权的抗辩,另有部分被告人主张自身系被胁迫参与犯罪,相关事实的梳理与情节认定的衔接需要大量证据细节支撑;三是全案十二名被告人身份情节差异极大,涵盖未成年人、累犯、有多次盗窃前科人员、主动到案人员、被动抓捕人员等不同情形,不同个体的量刑情节区分尺度难以把握,需在全案统一的事实框架下为每一名当事人匹配符合法律规定的辩护路径,既要兼顾全案量刑平衡,又要避免个体合法权益被不当缩减。
接受当事人委托后,郑勇律师第一时间启动全流程案件梳理工作:第一阶段为侦查阶段收尾介入后,逐页核对在卷全部证据材料,对每一名被告人的出入境时间、境外窝点任职时长、实际参与诈骗操作的具体内容、获利金额等细节逐一标注核实,同时对应调取各当事人的平时表现证明、成长背景材料,梳理出符合法律规定的全部量刑情节线索。
第二阶段审查起诉阶段,郑勇律师与承办检察官就各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反复沟通,结合在案证据提出全案多数当事人均属于仅起次要、辅助作用的从犯,应当依法适用减轻处罚规则的辩护意见,同时针对不同被告人的个体情节分类提交辩护说明,就部分未成年人、情节显著轻微的当事人的处理思路充分交换意见。
第三阶段庭审阶段,针对控方指控的争议焦点逐一有序回应:首先结合各被告人在团伙中的实际参与度,论证全部人员均不属于核心组织者、主导者,依法应当认定为共同犯罪从犯,适用减轻处罚规则;其次围绕各当事人的行为时间线,区分主动到案构成自首、坦白、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等不同情节,逐一对应提出从轻、减轻处理的意见;针对有前科的累犯当事人,在尊重法定从重规则的前提下,就其实际参与作案的时长、造成的实际危害程度提出合理的量刑调整建议;针对未成年当事人,结合其涉世未深、受他人引诱出境、参与程度较浅的实际情况,提出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相关辩护意见。同时就案件管辖权、胁从犯认定等争议问题,结合在案已查实的证据客观陈述辩护观点,配合法庭全面查明案件全部事实,确保各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法院经审理后,结合全案事实与在案证据,参考控辩双方的意见作出一审判决:全案十二名被告人均被认定为共同犯罪从犯,依法适用减轻处罚规则,具备自首、坦白、认罪认罚情节的人员分别依法获得从轻、减轻量刑处理,其中累犯依法予以从重处罚,两名未成年被告人依法适用缓刑。一审判决明确告知全部当事人如对判决结果不服,可在法定十日期限内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该案办理过程中,郑勇律师通过精细化的证据梳理与分层次的辩护思路,在法定框架内充分保障了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该案件的处理思路也为同类跨境电诈团伙案件的辩护工作积累了可参考的实务经验。郑勇律师长期立足凉山地区开展刑事辩护法律服务,始终坚持以证据为核心、以程序为依托的办案原则,在办理各类刑事案件过程中注重充分挖掘案件细节,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各项合法诉讼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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