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商事纠纷的实务处理中,不少当事人都会遭遇“看似走不通的维权路”:员工宿舍突发疾病猝死未认定工伤,企业便主张完全无需担责;劳动者签了自愿放弃社保的文书,发生工伤后用人单位以此为由拒绝赔付。很多时候跳出常规维权路径,紧扣法律规定深挖案件细节,就能找到合法的权益突破口。以下是杨琴律师团队办理的两起典型民商事纠纷纪实,还原办案过程中的思路突破与庭审对抗细节。
第一起案件的当事人是四名从县域赶来的近亲属,家人在厂区宿舍突发脑干出血离世,工伤认定申请因不符合法定要件未予通过,和用工企业协商多日只拿到少量人道主义补助,企业坚决主张自身无责。听完家属的完整陈述,杨琴律师没有局限在工伤的维权框架里,立刻梳理出企业两班倒12小时工作制、无固定周休、封闭集中住宿、未组织入职体检等多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细节,初步判断可以从民事生命权侵权的维度主张权利。
第二起案件的当事人是一名九级工伤的门店从业者,入职时按照单位要求签了放弃社保承诺书,发生交通事故被认定工伤后,企业直接拿出这份书面文件要求劳动者自行承担全部损失,他走完仲裁拿到部分支持后又收到了企业的一审起诉材料,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寻求法律帮助。杨琴律师第一时间明确告知当事人,缴纳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这类放弃承诺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大概率是无效的,给他吃下了维权的定心丸。
生命权纠纷的一审庭审中,被告企业当庭抗辩称死者发病是自身高血压疾病导致,时间在宿舍休息时段,岗位大部分时间属于待岗状态,实际劳动强度很低,企业已经尽到了送医救助的全部义务,最多只愿意承担不超过10%的补偿责任。杨琴律师没有直接反驳对方的待岗主张,而是紧扣被告自行陈述的两班倒12小时工作制、无固定周休息日、员工仅能自行请事假休息的庭审自认事实,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六条“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的强制性规定,指出无论岗位是否存在待岗间隙,长期每日超时工作、无法保障固定休息日,都已经违反了法定工时制度,结合医学常识论证长期超负荷作息、睡眠不足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急性发作的重要因素;同时补充指出企业未组织入职体检筛查基础高危疾病,在厂区封闭集中住宿的管理模式下,对员工人身安全负有更高的审慎注意义务,三项过错相互关联,应当承担对应的侵权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最终采信了代理意见,酌定企业承担40%的赔偿责任,扣减已经先行赔付的款项后,判决企业向四名原告支付包含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内的全部对应赔偿款项。
工伤保险待遇纠纷的一审阶段,被告企业同样提出多项抗辩:主张劳动者自愿签署放弃社保承诺书自身存在过错,应当自行分担损失;要求按照企业自行统计的较低工资标准核算工伤待遇;认为劳动者此前在交通事故侵权案件中已经获赔,对应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应当予以抵扣。杨琴律师当庭提交了工伤认定决定书、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住院病历、工资发放流水等完整证据链,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缴纳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强制义务,不受个人承诺约束,该类承诺书自始无效;同时区分了交通事故侵权和工伤保险待遇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二者请求权基础不同,不存在损益相抵的适用空间。一审法院最终认定放弃社保承诺书无效,判令企业全额承担九级工伤的全部法定待遇。
两起案件的一审判决作出后,两家企业均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生命权纠纷的企业上诉坚持主张岗位以待岗为主,不存在超时用工情形,死亡结果完全是死者自身疾病导致,一审判定40%的责任比例明显过高,只同意承担10%的补偿责任。杨琴律师二审阶段继续梳理一审已经固定的排班制度、封闭管理等证据,进一步向法庭说明多因一果情形下的责任划分规则:自身疾病是死亡的基础原因,但长期超时用工的外部因素是诱发急性发病的关键介入因素,一审判定的责任比例符合过错与责任相匹配的法律原则,最终二审法院驳回企业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工伤保险待遇纠纷的二审阶段,除了企业上诉要求减免全部工伤待遇之外,我方当事人也因为对停工留薪期工资的计算标准不服提起了部分上诉。杨琴律师一方面逐项针对企业的上诉理由回应,驳斥其关于抵扣待遇、鉴定程序存在瑕疵的主张,另一方面精准厘清“工伤待遇本人工资”和“停工留薪期原工资福利待遇”两个不同法律概念的计算差异,结合新疆本地工伤保险相关实施细则,提出针对入职未满12个月的劳动者,应当参照统筹地区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核算对应待遇的意见,最终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双方上诉,维持一审原判。
这两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也提炼出两个不同场景下可供企业和普通劳动者参考的风险防范要点:
第一,企业用工应当严格遵守法定工时制度,落实劳动保护义务。即便实行两班倒等特殊排班模式,也必须依法保障劳动者每周的最低休息时间,不得长期安排每日超8小时的超时工作;对从事高强度、特殊岗位的员工,应当定期组织健康体检,及时排查基础高危疾病,针对厂区封闭住宿等管理场景,更要完善应急救助机制,否则即便员工损害结果发生在非工作时段,企业也可能因存在用工过错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第二,劳动者签署的“自愿放弃社保承诺书”不具备法律效力。无论是企业出于降低用工成本的目的要求员工签署,还是劳动者主动提出不想缴纳社保,都不能免除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的法定强制义务,一旦发生工伤,所有原本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待遇都将由用人单位全额自行承担。劳动者遭遇类似要求时无需受该类文书约束,发生工伤后正常主张全额工伤保险待遇即可,同时要注意留存劳动合同、工资流水、事故相关凭证,及时在法定期限内完成工伤认定与劳动能力鉴定。
第三,非工伤场景下的权益主张不要局限单一维权路径。如果事件不符合工伤认定的法定情形,不妨从民事侵权的角度梳理用人单位是否存在用工管理、安全保障等方面的过错,尤其是多因一果造成的人身损害,只要能够证明损害结果和用人单位的过错行为之间存在诱发关联性,就有机会主张对应比例的合法赔偿。
杨琴,新疆方圆律师事务所主办律师,拥有多年专业法律从业经验,兼具法院书记员司法工作履历,深耕法律实务多年,司法实务功底扎实、办案思维严谨,凭借专业的执业能力与优质的服务口碑,获评昌吉州优秀青年律师。
杨琴律师拥有法学学士学位,专业理论功底深厚,同时身兼多项社会公职,现任昌吉市人民检察院听证员、昌吉州中级人民法院调解员、新疆消保委成员,依托多元履职经历,熟悉司法审判流程、精通各类民商事案件裁判逻辑,能够精准把握案件争议焦点,为当事人提供高效、精准的法律服务。自2017年执业以来,杨琴律师专注于民商事法律领域,深耕侵权纠纷、交通事故、婚姻家庭、劳动工伤、合同纠纷等核心业务,累计承办各类案件300余件,凭借扎实的法律功底、丰富的实战经验、严谨的办案态度,始终立足当事人核心诉求,兼顾法理与情理,精准破解各类法律难题,深得当事人及业界的高度认可与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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