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涉虚假外汇集资案证据疏漏下的刑期调整空间

这类以虚假外汇交易为名义的集资案件，涉案资金流水动辄过亿，涉及的集资参与人常多达上万人。

很多当事人刚被羁押时，家属拿到拘留通知书第一反应不是对接法律专业人员，而是自己翻找当事人以前带回家的工作文件，把里面标注了公司主要运营决策的几页纸直接撕掉，剩下的零散材料一股脑带到看守所，让当事人照着给律师说自己只是底层打工的。

陈晓伟律师接到这起委托时，第一时间安排了会见。

当时家属提交的材料全是当事人日常打卡、参与普通业务培训的零散截图，完全没提当事人在公司的具体任职和实际权责。

陈晓伟律师没有直接采信家属整理的这些说法，会见时特意避开了提前预设的“从犯”结论，只问当事人入职后每一项签字审批、每一次公开宣讲、每一笔资金对接的具体细节。

聊到第三遍时，当事人才主动说出，自己是公司的CEO，日常要统筹全公司的业务规则制定，还参与过对接虚假交易平台的搭建方。

案件移送到检察院阶段后，陈晓伟律师到检察机关调阅全部卷宗。

卷宗里的材料摞起来有半人高，仅涉案资金流水就占了二十多本卷，还有上万份集资参与人的报案笔录、涉案公司的内部考勤及审批文档。

阅卷初期最棘手的点，是起诉意见书里初步认定的事实，已经把当事人的全部行为都划归到“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范畴里，对应的罪名是量刑层级更高的集资诈骗罪。

这类涉众型金融犯罪的本地办案逻辑，和普通小体量非法集资案件不同。

北京地区的侦办机关会对全部涉案资金流向做穿透式审计，不管是用来支付投资人出金的部分，还是用来办年会、买奖励车辆的支出，每一笔都能对应到具体的审批签字记录，不会留下模糊的事实空间。

刚开始家属还提过，想托关系找几个金额不大的集资参与人私下签谅解协议，说凑点钱先赔个小部分，说不定能取保。

陈晓伟律师明确告知，这类涉及上万名不特定集资参与人的案件，单独私下签的谅解协议不具备整体从轻的参考价值，反而容易因为家属自行转款的行为，被认定为涉案资金流水的额外延伸，平白增加事实认定的复杂度。

这是很多涉众型金融案件当事人家属最容易踩的坑：总想着靠自行协商、单独赔付的方式换轻处理，忽略了这类案件的资金追缴是全链条覆盖，单独处置个别投资人的金额，反而会打乱后续整体退赔的认定节奏。

梳理证据的过程里，陈晓伟律师逐页核对审计报告对应的银行流水备注，发现里面有近千万的金额标注的是公司前期对接第三方技术公司的平台搭建款项，此前的侦查文书里直接把这部分全部划入了“肆意挥霍”的范畴。

他把每一笔流水的转账时间、对接主体的聊天记录、对应的平台调试文档全部单独整理出来，形成单独的事实核对清单提交给办案机关。

同时结合当事人归案后始终如实供述全部主要事实的细节，就其具备坦白情节、主观恶性的实际边界提交书面意见。

陈晓伟律师此前撰写的相关专业文章曾被收录进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刑事案例合集中，多年的刑事办案经验让他清楚，这类已经具备完整证据链的重大案件，不可能脱离在案证据谈无罪，所有辩护意见都要落到卷宗里的具体材料上。

后续开庭审理阶段，检方出示的证据里，明确列明了涉案公司吸收的资金基本没有用于实际合规的外汇操盘业务，归还投资人出金的资金全部来自新入资的集资参与人，还存在大量用于海外高端年会、给代理发豪车奖励的无序支出。

法院审理后最终认定，当事人作为公司主要运营负责人，属于集资诈骗共同犯罪中的主犯，涉案金额特别巨大，但采纳了其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的坦白情节相关意见。

最终判决结果里，对比全案同层级主要主犯的量刑，当事人的刑期得到了对应的从轻调整。

很多家属拿到判决后才反应过来，当初如果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撕掉那些主要审批材料、隐瞒当事人的实际任职，不仅没法把当事人往从犯的方向认定，反而会因为到案后没有如实供述，连坦白的情节都没法确认，最终量刑只会更重。

这类重大涉众金融案件的办理，从来不是靠找几个漏洞钻空子就能推进。

陈晓伟律师是央视12套《我是大律师》节目首批嘉宾律师，也多次就热点刑事法律问题接受多家主流媒体采访，始终坚持所有辩护工作都要基于在案的完整事实，不刻意引导当事人隐瞒已有的客观行为。

他的执业领域长期聚焦刑事犯罪辩护、刑事法律风险防控、企业合规相关业务，也担任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企业合规建设研究会委员，受聘担任过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模拟法庭专家评委，连续九年获评盈科全国优秀刑事律师。

日常处理各类经济犯罪、金融类犯罪、职务犯罪案件时，他始终会先把案件的事实边界给当事人和家属梳理清楚，不会给出脱离案件实际的预期。

对于这类涉案规模大、涉及人数多的金融刑事案件，当事人和家属从拿到拘留通知书开始，第一要务是全面梳理所有涉案相关的材料，不要自行删改任何文件内容，也不要轻信私下协商就能搞定全部受害人事宜的传言，所有的事实认定都要严格对应卷宗里的客观证据，才能在法律框架内争取合理的处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