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非法采矿上诉案自行辩护易漏主要事实节点

谢某拿到一审非法采矿罪判决书的时候，距离上诉期截止只剩不到十天。

他之前只在一审开庭前临时找过一次本地的法律服务工作者写过辩护词，整个一审过程里，他自己对着开庭笔录改了三次供述内容，原本以为只要把自己听从二哥安排做事的细节说清楚，就能被认定从犯从轻，结果一审判决直接认定他是砂场实际负责人之一，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罚金三百万元，还要追缴全部违法所得。

走投无路的家属辗转找到陈晓伟律师。

这是陈晓伟律师接触的又一起矿产类刑事上诉案件，他此前办理过不少同类案件，也在公开出版的刑事案例文集中梳理过这类案件的辩护难点。

陈晓伟律师第一时间安排了完整的案卷阅卷，把一审阶段的全部卷宗材料调阅出来逐页核对。

他先把全案三十多份证人证言逐一标注，发现砂场的所有对外合作协议、矿产资源费缴纳记录、销售砂金的对接流程，所有签字主体都指向另案处理的谢某二哥，谢某的签字痕迹只出现在几份日常考勤记录和零散的设备租赁签收单上。

但一审阶段提交的辩护材料里，完全没有把这些书证对应的分工细节和谢某的实际行为做对应梳理，只是笼统主张谢某属于辅助地位，并没有拿出具体的证据链支撑主张。

紧接着陈晓伟律师核对了谢某的到案经过材料。

公安机关出具的到案说明里写着谢某是经电话通知后在停车场等候，此前一审辩护意见里直接据此主张构成自动投案，但调取同步讯问笔录后发现，谢某到案后的前三次讯问，始终只承认自己参与砂石料筛选，对采挖砂金的事实完全回避，直到第四次讯问看到其他同案人的供述笔录，才改口承认相关行为。

这份关键的讯问笔录细节，在一审阶段的辩护意见里完全没有被提及，既没有对应到谢某行为的实际情况，也没能对自首的认定逻辑做针对性辨析。

这类矿产类案件在本地审理时，审理逻辑通常会更关注实际参与管理的行为边界，不会仅凭亲属关系直接划分主从地位，不少当事人自行整理上诉材料的时候，容易犯两个常见错误。

要么是把自己理解的“我只是帮忙干活”当成全部事实依据，不去对应卷宗里的客观书证做印证，提出的主张全是主观陈述，没有证据支撑；要么是盲目套用量刑情节的通用模板，看到“电话通知到案”就直接主张自首，完全忽略了投案后如实供述的法定要件，导致辩护意见完全没有说服力。

谢某自己此前整理的上诉状，也踩了同样的坑。

他把所有内容都堆在两页纸里，既没有区分共同犯罪分工的不同书证支撑，也没有说明自己到案后的供述变化过程，只是多次强调自己是从犯、有自首情节，没有任何针对性的事实拆解。

陈晓伟律师没有直接套用同类案件的上诉模板。

他先把全案涉及共同犯罪分工的所有书证逐一列成对照表，把每一项行为的实际实施主体、对应的证据出处都标注清楚，区分出谢某二哥负责的砂场筹备、资质办理、对外签约、砂金销售等主要环节，和谢某仅参与的日常现场人员调度、普通设备维护等事务性工作的边界。

之后他又把谢某的全部讯问笔录按时间顺序梳理出供述变化的完整时间线，客观呈现他的供述过程，没有强行不符合事实地主张自首成立。

提交上诉材料之后，二审合议庭完整查阅了新提交的全部补充辩护材料和对应的证据明细。

审理过程中合议庭专门就砂场分工的细节核对了三份此前一审阶段没有单独拿出来逐一说明的租赁协议，确认谢某确实没有参与主要的经营决策环节，但结合全案已查明的涉案总金额、矿产资源破坏程度，最终二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改变一审对二人共同管理砂场的整体认定，原审定罪准确，量刑适当，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整个案件办理过程里，陈晓伟律师始终没有向当事人承诺任何改判结果，只是把每一份阅卷发现的细节都客观同步给家属，也明确告知这类涉案金额极高的非法采矿案件，二审改判的空间本身极小。

不少当事人在拿到一审判决之后，出于尽快推进程序的心态，要么轻信自己对法条的碎片化理解自行提交上诉材料，要么随便找他人套用通用辩护模板，根本没有意识到矿产类案件的证据链复杂度远高于普通刑事案件。

很多时候二审程序不受理新的调查取证申请，所有的辩护依据都只能从已经移交的一审卷宗里梳理提取，一旦自己提前把主要的事实主张表述得前后矛盾，后续再补正的空间几乎为零。

陈晓伟律师执业多年以来，一直深耕刑事辩护、企业刑事法律风险防控和企业合规相关业务，他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曾受聘担任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模拟法庭专家评委，是央视12套《我是大律师》节目首批嘉宾律师，多次接受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采访，就社会热点法律问题发表评论。

他在办理这类矿产类刑事上诉案件时，始终保持从卷宗原始材料出发的习惯，不会为了迎合当事人的预期提出没有证据支撑的主张。

这类案件走到二审阶段，很多当事人已经错过了一审的最佳辩护时机，能做的就是把全卷所有细碎的细节逐一梳理核对，尽可能把案件里所有符合事实的情节完整呈现给审理机关，避免因为材料疏漏，让原本可以被纳入考量的事实点完全没有出现在审理视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