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室的方桌两边各坐两人,被害人的代理人把厚厚一沓自行罗列的赔偿清单推到桌面中央,每一项后面都标注着远高于常规标准的数字,总数清晰标着32.7万元。负责调解的工作人员先让双方表明诉求,被害人方反复强调案件造成的身心影响,坚持不达到30万以上的赔偿额就绝不出具谅解书,也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协商让步。
苟晰律师此时从公文包里拿出提前整理好的案卷材料,她2015年执业至今始终专注刑事辩护业务,对人身损害赔偿相关的法律标准和当地司法实践中的核算规则十分熟悉。她没有直接反驳对方的高额诉求,而是先逐页拿起对方提交的票据材料逐一核对,先对有正规票据支撑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明确表达认可,再把清单里没有任何医嘱佐证的高额营养费条目单独标出来,结合当地司法实践中营养费的常规核算标准,提出仅可给予适当的补偿金额,该部分金额远低于被害人方主张的数额。
对方代理人见状立刻提出误工费的高额索赔主张,声称被害人因冲突连续数月无法工作,产生了大额误工损失。苟晰律师当即结合案卷中已固定的案件起因证据指出,本案冲突的引发被害人自身存在明显过错,其后续所谓的长时间误工并不具备合理前提,且对方未提交对应的误工证明、银行流水等材料佐证实际损失,该部分索赔没有合法依据,不在合理赔偿的协商范围内。
谈判第一次陷入僵局,被害人方代理人起身表示要离场不再协商,苟晰律师没有阻拦,只是把打印好的完整赔偿核算明细递到对方手里,明确标注每一项法定赔偿项目的计算依据和最高上限,告知对方可以先自行对照法律条文核实,再约定下一次调解时间。一周后的第二次调解,对方主动把总索赔额降到了22万元,但仍远高于法定合理区间。苟晰律师又针对护理费、交通费两项索赔逐一核对,指出对方主张的护理费标准远超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交通费也未提交任何对应的正式票据,两项都可以按照实际情况下调到合理区间。
针对对方索赔清单里占比最大的十余万元一次性包干伤残赔偿部分,苟晰律师结合此前调取的被害人病历材料明确说明,从现有伤情记录来看,被害人的损伤大概率达不到伤残鉴定的评定标准,主张残疾赔偿金没有事实依据,仅可针对后续拆除外固定支架的必要治疗费用给予适当补偿。前后历经数月,双方先后在调委会开展了五次面对面协商,中间还有十余次线上沟通斡旋,被害人方的诉求一步步回落,期间对方一度反复又将索赔额往上回调,苟晰律师始终对照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耐心释明,没有无底线迁就对方的不合理要求。
最后一次调解的现场,双方终于就所有项目的金额逐一敲定,核算下来总赔偿金额为62300余元,远低于最初30余万元的索赔额。双方当场在调委会的见证下签署和解协议,被告人家属现场足额转账支付赔偿款,被害人当场出具了正式的刑事谅解书,明确表示对被告人的行为予以谅解,自愿不再追究相应的责任。
苟晰律师又指导家属整理好和解协议、转账记录、谅解书的全套复印件,后续将作为辩护材料提交给办案机关,为当事人争取从轻量刑的结果做好准备。截至当前,该案尚未开庭审理,相关材料已随辩护意见一并移交办案检察官,后续诉讼程序正在按法定流程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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