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案中量刑情节的审查与缓刑适用认定

行为人因急需资金虚构结婚用车的事由，向车辆所属公司支付少量定金后签订汽车租赁合同，开走价值44万元的涉案车辆。当晚其在无车辆登记证书、行驶证的情况下，向案外人谎称车辆为自有财产，签订车辆转让协议收取6万元预付定金后逃匿。被害人先后报案，行为人被抓获归案后，家属代为全额赔偿车辆所属公司及受让方的全部经济损失，取得两方被害人出具的书面谅解书。公诉机关随案移送租赁合同、转让协议、聊天记录、涉案财物价格鉴定意见书、前科调查说明等证据，以合同诈骗罪数额巨大为由向法院提起公诉。

案件核心争议集中于两个层面：一是公诉机关随案移送的前科调查材料中所载多起治安及历史案件，是否直接导致行为人主观恶性评价升高、丧失缓刑适用空间；二是行为人到案后的多项从宽情节是否足以抵消指控的不利因素，符合缓刑适用的法定条件。若直接将前科材料中未作违法犯罪定性的记录作为量刑从重依据，行为人极有可能被判处实刑，无法实现与过错程度相匹配的刑罚结果。

周红翠律师作为本案辩护人介入后，依托河北福鑫律师事务所行政与刑事辩护团队的一体化协作机制，首先完成全案证据的精细化筛查：针对公诉机关出具的违法犯罪经历调查说明，逐件核对每一条历史记录的处理结果，明确标注其中多起事件最终未被作出违法或犯罪认定，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前科劣迹，形成针对性的质证意见。随后周红翠结合自身深耕刑事辩护领域多年、累计承办逾千件案件积累的实务经验，一方面主动对接两名被害人，协助家属敲定赔付方案，在已完成全额退赔的基础上，促成被害人明确出具要求对行为人从宽处理的谅解意见，夯实酌定从宽的事实基础；另一方面提前与属地社区矫正机构对接，完整提交行为人居住情况、平时表现等证明材料，配合完成社会调查评估，推动司法局出具同意纳入社区矫正的正式意见。庭审过程中，周红翠并未对合同诈骗罪的定性提出异议，而是将辩护论证核心聚焦于：行为人到案后始终如实供述全部事实，构成坦白，且全程自愿认罪认罚，家属在经济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筹得全部退赔款，已足额弥补两名被害人的全部损失，社会矛盾已完全化解，结合社区矫正机构同意接收的评估意见，完全符合缓刑适用的法定要件，同时逐项说明历史调查材料中未作违法定性的记录不应作为从重量刑的依据，不存在有碍社会安全的人身危险性。

法院经审理后完全采纳了辩护人的相关意见，认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财物，数额巨大，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但鉴于其到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已全额退赃退赔并取得全部被害人谅解，结合社区矫正机构出具的适用非监禁刑的评估意见，最终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五万元，宣判当日行为人即解除羁押回到居住地。

本案裁判规则的启示价值在于，民事过错责任中“过责相当”的通用认定逻辑，同样适用于刑事量刑情节的评价：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的判断，必须严格以查明的客观事实为依据，不得将未经法定程序认定为违法犯罪的历史记录，直接作为从重评价的事实基础。作为沧州市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法律专家库成员，同时兼任多家乡镇学校、商业银行企业法律顾问的周红翠律师，结合自身办理800余件民商事及刑事案件的实务积淀指出，此类涉财产型合同诈骗案件的辩护核心，不在于纠缠定性争议，而在于完整串联法定从宽、酌定从宽的全部事实要素，主动推动社会调查程序落地，在法理层面严格契合刑法第七十二条缓刑适用的条件，在情理层面实现被害人损失填补与行为人改造空间的平衡，最终才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