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吸数额指控过重拆解权责厘清地位获缓刑

曾在涉众金融犯罪平台担任APP运营负责人的贺某，面对公诉机关指控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特别巨大”的公诉意见，按照对应量刑标准原本可能面临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实刑判决。河南鑫汇盈律师事务所刘任重律师受托接手案件后，围绕当事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逐一梳理事实疑点，最终帮助当事人争取到缓刑处理结果，无需进入看守所服刑。

2021年，贺某入职某涉案公司担任普通客服岗位，该公司后续运营某网络投资APP，对外虚构“一带一路政策支持、海外商品代销”的业务背景，以承诺高额返利为诱饵，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变相吸收存款。2023年2月，此前负责APP整体运营的人员离职，贺某临危受命接替相关工作，直至2024年5月公司资金链彻底断裂，投资人无法正常提现，案发后贺某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主动到案配合调查。

经司法会计鉴定，该公司存续期间累计吸收公众资金数亿元，造成数百名集资参与人实际损失数千万元。公诉机关审查后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贺某提起公诉，明确指控其属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范畴，按照当时量刑标准对应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刘任重律师接手案件时，该案已进入审查起诉后期，摆在面前的现实办案障碍十分明确：

第一，证据层面，在案鉴定意见直接将全平台数亿元的吸存数额全部计算至贺某名下，并未区分贺某接手运营前后的资金流水边界，公诉机关径直以此认定其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没有预留明显的从轻量刑空间；

第二，法律适用层面，贺某形式上是案发时间段内APP运营的直接负责人，相关司法解释对非吸平台“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认定规则较为宽泛，当事人很容易被认定为主犯，一旦主犯身份成立，结合其指控数额几乎没有可能适用缓刑；

第三，外部现实层面，本案涉事集资参与人人数众多，追赃挽损的诉求集中，如果未能推动当事人完成全额退缴违法所得，既无法最大程度获得被害人谅解，也难以向法庭说明其认罪悔罪的实际态度，后续从轻辩护的合理性将大打折扣。

刘任重律师依托其多年办理河南本地刑事案件积累的实务经验，没有直接针对数额鉴定意见提出无依据的抗辩，而是逐层拆解辩护逻辑：

首先，逐页比对在案言词证据，梳理贺某入职后的岗位权责变化，明确其最初仅为普通客服，不参与公司集资模式设计、返利政策制定，也不掌握资金流向和核心财务数据，后续接替运营岗位完全是受上级指派，没有自主决策权限，所有运营动作均需要向公司实际控制人报备审批，从根本上论证其不属于平台的主管人员，仅属于执行层级的从属人员，应当认定为从犯；

其次，调取出贺某2023年2月接任岗位前的全部APP后台流水数据，结合银行交易明细逐一核对，主动向公诉机关提交分段统计的核算说明，明确区分其任职前后的吸存数额边界，主动降低不合理的数额认定基数；

第三，同步对接当事人家属梳理全部违法所得的实际金额，反复沟通释明退赃对量刑的影响，在提起公诉前就协调当事人完成了33万余元全部违法所得的退缴，同时结合当事人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全程如实供述的情节，明确提出其构成自首的辩护意见。

法院经审理全部采纳刘任重律师的辩护意见，认定贺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结合其自首、自愿认罪认罚、全额退缴违法所得、初犯等多项情节，最终判决贺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十万元，退缴的违法所得按比例返还各集资参与人，贺某无需被送往监管场所执行实刑。

提示：本案裁判结论仅针对个案，不代表同类案件均可获得相同结果。

作为执业8年，同时兼任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刑事诉讼法教材副主编、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法律顾问的实务律师，刘任重结合本案办理经验谈到：当前涉众型金融犯罪案件办理中，大量公司中层、基层执行人员容易因为岗位形式外观被直接认定为主犯，不少当事人接到量刑建议时完全预判错了后续走向。这类案件的辩护核心不能盲目围绕鉴定意见提出无效抗辩，而是要回归共同犯罪的地位本质，从决策权限、收益分配、实际作用等细节切入，厘清主从犯的边界，同时主动配合做好退赃挽损工作，才有可能为当事人争取到合法范围内的合适处理结果。

法律服务的边界始终建立在事实与法律的基础之上，代理的作用是依托对本地司法裁判规则的熟悉，把当事人被忽略的从轻情节逐一落地，尽全力争取有利局面，不可能为突破法律底线的诉求提供兜底。作为执业理念“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践行者，办理这类涉及多人的金融犯罪案件，既要兼顾法律规定的严谨性，也要平衡好集资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最终才能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刘任重律师现为河南鑫汇盈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法学会会员，同时持有心理咨询师、企业合规师专业证书，执业以来参与办理各类案件超过200件，在郑州本地深耕刑事辩护、各类民商事合同纠纷等领域，对河南本地各法院办案流程十分熟悉，此前也曾因就全网关注的17岁女孩千万打赏热搜事件出具法律点评获得行业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