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共同犯罪从犯认定存争议，依在案证据拆解行为边界获缓刑

分歧两端的立场十分清晰。控方的基础逻辑是，被告人D有出资行为，客观上为走私活动提供了资金支持，属于共同犯罪的参与人员，全案涉案数量大，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的行为本身存在破坏海关监管秩序、引发公共卫生风险的危害，应当在对应量刑区间内作出裁断。而当事人一方则始终认为，自己只是出于情面参与小额出资，从头到尾没有碰过走私项目里的实质决策环节，没有拿到过任何走私带来的收益，刚进入流程就因涉案被抓获，此前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归案后也全程配合调查，完全自愿认罪认罚，不该被认定为和其他主导人员作用相当的角色。双方的核心矛盾，就集中在共同犯罪中各被告人地位与作用的划分，能不能对当事人认定为从犯，在此基础上结合认罪认罚等情节可否适用缓刑。

浙江省舟山市周红初律师接受当事人委托，担任其审判阶段的辩护人之后，首先没有直接切入观点输出，而是先沉下心来把全部卷宗材料逐页梳理完整，又多次会见在押的被告人，把所有涉及被告人D行为的细节一条条从卷宗里摘出，和同案其他被告人的行为记录逐一对照核对。整个走私犯罪链条里，从前期的项目发起策划、租赁调度运输船舶，到后续出境对接境外货源、安排船员执行过驳作业、对接境内收货渠道这些核心环节，在全部案卷材料里找不到任何一处被告人D参与决策、实际执行的相关记载，能查到的只有一笔小额的出资记录，后续的配合行为也都不涉及关键事项。顺着这个线索，浙江泽大（舟山）律所副主任律师周红初把辩护的核心支点搭建起来，不再笼统谈主观恶性小这类空泛的表述，而是用卷宗里的客观证据把当事人的行为边界清清楚楚划出来，明确区分出当事人的行为和主犯行为的本质差异。

进入庭审阶段后，周红初律师围绕此前梳理好的事实脉络，分层次发表完整的辩护意见。首先从共同犯罪的结构入手，逐一列明走私犯罪得以完成的几个核心必备环节，说明这些环节均由其他同案被告人主导完成，当事人既不是犯意的发起者，也没有参与任何核心事项的决策和执行，仅有的小额出资行为，在整个犯罪链条里仅起到次要、辅助的作用，完全符合共同犯罪从犯的认定标准，依法应当对其减轻处罚。之后再逐一叠加当事人的初犯、偶犯属性，全程没有实际获取走私收益的客观事实，归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的悔罪表现，综合说明当事人的主观恶性明显较小，对应的社会危害程度也与主导犯罪的人员有明显区别，对其适用缓刑不存在再次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可能，也符合量刑规则的要求。

法庭对全案证据逐一核查，又对各名被告人在共同犯罪过程中的行为细节、实际起到的作用大小进行逐一甄别，发现辩护方提出的所有事实主张都有对应的卷宗材料予以支撑，没有超出在案证据的范围，也符合走私共同犯罪行为认定的实际逻辑。过往这类涉案数量较大的走私案件，不少参与人员的出资行为常被直接认定为对犯罪提供实质助力，进而不做从犯的区分，但在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庭没有笼统把参与行为混同评价，而是采纳了周红初律师提出的核心辩护观点，专门就被告人D的地位作出独立认定，明确其属于共同犯罪中的从犯，依法对其减轻处罚。结合当事人系初犯、偶犯，自愿认罪认罚，有明确悔罪表现的情节，不存在量刑层面的其他从重情节，最终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被告人D构成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并同时宣告缓刑，当事人无需送监执行，得以直接回归社会。

这起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走私类共同犯罪案件最终办结，既没有刻意突破现有规则去争取宽缓结果，也没有放任当事人的行为作用被笼统评价，整个辩护过程始终围绕卡住双方的核心分歧展开，用客观在案的证据把原本模糊的“参与行为”拆解成不同层级的实际作用。不少走私共同案件里，不少当事人仅实施了小额出资行为，没有介入后续核心环节，很容易被一并纳入主犯的评价范围，这类情况下，不需要脱离案件事实去谈从轻，只需要沿着全案的行为链条逐一厘清每一名参与人的实际作用边界，把对应的事实落到卷宗的具体记载之上，就能够为后续从犯认定、缓刑适用奠定扎实的基础，最终的处理结果也更能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