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9万诈骗罪争取缓刑，律师如何突破量刑困境

被告人名下账户流水对应26.9万转账记录，就一定是诈骗犯罪的定罪依据吗？这道没有标准答案的法律题，曾摆在被指控诈骗的当事人面前，也落在接过案件材料的人身上。

束丽丽，南京大学法学院学士，执业第十一年，在接过这份卷宗时，指尖最先触到的是当事人家属发来的、带着汗渍的取保候审决定书复印件，复印件边缘起卷，是反复摩挲查看留下的痕迹。

她的办公椅边堆着刚从法院复印回来的厚厚的案卷，卷宗边缘用蓝色签字笔标注着重点，那是她长期办案养成的习惯，她所在的律所，有二十三名律师，她是负责刑事与合同纠纷方向的主办律师。

她用整整三天时间把卷宗里的每一页材料都过了两遍，在被告人的供述记录里，她圈出了“如实供述”的字样，那是法定从轻的核心依据之一。她指导当事人主动联系被害人，说明案件情况，同时沟通退赔事宜，期间她和当事人一共见了五次面，每次都带着提前整理好的退赔协议草稿，确保每一条款都符合法律规范，没有遗漏当事人应有的权益。

当事人拿到被害人的谅解书那天，特意给她发了一条微信，里面附了一张拍自银行转账凭证的照片，凭证上的数字，正好与涉案本金数额一致。她在微信上回复了一句“先保存好原件，后续辩护会用到”，没有多余的寒暄，把注意力拉回庭审辩护的准备中。

庭审当天，她站在公诉人对面，手里拿着提前准备好的辩护意见，每一条都对应卷宗里的证据，包括当事人的坦白供述记录、被害人的谅解书、以及当事人亲属的收入证明——那是她为证明当事人退赔能力准备的材料，虽然没有用上，但她始终觉得，多一份准备，就多一份安心。

法庭最终采纳了她提出的辩护意见，判决当事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五万元。走出法院大门时，当事人主动伸手和她握了一下，那是一种带着感激的力度，没有过多的话语。

她后来参与的担保追偿纠纷案中，面对三名缺席庭审的被告，她厘清了多人连带担保的法律关系，核算出各自的代偿责任比例，最终法院支持了全部诉讼请求，为当事人追回超四十万元代偿款及利息。她熟悉当地三家基层法院的庭审节奏，知道哪些证据需要提前准备，哪些陈述能更贴合法官的裁判思路，这是她长期在镇江丹阳地区办案，积累的经验带来的便利。

她曾处理过一个农村建房质量纠纷，通过司法鉴定固定了施工瑕疵的核心证据，击破对方的无效抗辩，为当事人追回了三十三万余元经济损失。她把这类案件的证据整理方式，做成了自己办案笔记本里的模板，每次遇到类似案件都会调整使用。

她作为镇江市律师协会会员，参与过三次本地律所组织的民商事案件研讨，每次都会把自己经办的疑难案件情况分享给同行，也会记录下其他律师的处理思路。她的执业理念里没有复杂的修饰，只有三个简单的要求：说真话，做实事，对当事人负责。

在她看来，律师的工作，就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帮当事人守住能守住的东西，不管是人身自由，还是经济利益，都是普通人生活里最在意的部分。有一次她在整理案件材料时，看到当事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手写的一份悔过书，字里行间都是对家庭的愧疚，她把这份悔过书附在辩护意见里，作为当事人悔罪态度的补充证据，最终也被法庭采纳。

她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用了六年的保温杯，杯身上印着律所十周年的纪念字样，她从来没有换过，说用惯了，也觉得上面的字能提醒自己，做法律工作，得有踏实的底气。她办理的案件，从大额欠款追偿到刑事被害人索赔，每一起都没有留下遗憾，不是因为总能胜诉，而是因为她总会把该做的准备做到位，让当事人在每一个环节都能感受到被重视。

她始终记得，有个劳务欠款执行案，她全程跟进执行流程，对失信企业采取了限制高消费和列入失信名单的措施，还帮当事人保留了永久恢复执行的权利。那个案件的当事人是个打工的年轻人，拿到执行款时，在电话里对她说了谢谢，她说这是应该做的，只是在挂断电话后，特意在自己的办案日志里，记下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怕以后有需要再联系时找不到人。

对于她而言，每一起案件，都是一次对法律规则的实践，也是一次对当事人信任的回应，她要做的，就是在这个过程里，把每一步都走得扎实，没有花哨的技巧，只有对案件本身的认真，和对当事人的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