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总觉得刑事问题离自己远得很,要么是影视剧里打打杀杀的桥段,要么是新闻里赚快钱踩红线的恶事,轮不到普通过日子的普通人头上。直到家里亲戚因为跟着朋友一起去要账要钱,转头就被定了敲诈勒索,或是托人找关系想给办事,转头中间人就成了诈骗共犯的时候,才反应过来自己之前以为的“跟着凑个份子分点钱”“中间帮忙搭个话没拿多少好处”,居然能换来十几年的刑期。很多困局根本不是什么突发的横祸,都是一步一步跟着熟人的招呼、自己侥幸的念头踩进去的,一开始大家都觉得“不就这点事能有什么后果”,等拿到一审判决书的时候,才发现想翻过来的阻力比自己想象的大太多。
现实里太多这类刑事风险,都是温水煮青蛙似的裹着人情和模糊的利益往前推的。就像好些村子里的熟人凑在一起,知道某位村干部有违纪问题,想着找对方要点钱封口,几个人平时知根知底,有人牵头出主意,有人跟着去凑个场,钱下来了大家平分,所有人都觉得“这事是大家一起商量的,钱也分的一样多,哪分什么主次”,没人去想从头到尾是谁先动的心思,是谁攥着和被害人谈判的主动权,是谁把钱收回来之后说了算分配,等到真的站在法庭上,一纸判决轻飘飘一句“作用不分主次”,十年以上的刑期就扣了下来。还有不少托人找关系办事的链条,一层一层往下转,每个人都觉得“我就是个中间传话的,事办不成我也没拿着全部钱,怎么就成诈骗了”,根本没意识到整个链条里只要有一个人从头到尾在虚构人脉资源,处在中间环节的自己很容易就被连带认定成共犯,几百上千万的涉案数额摆出来,量刑的档次直接抬到十年以上。很多时候普通人不是故意要去碰法律红线,是根本没意识到自己跟着做的某件小事,早就不符合司法实践里对刑事犯罪构成的认定标准,等到判决书里把所有行为串起来定了性,再想回头抠细节找破局点,要费的力气是当初提前留神的几十倍。
小的认知偏差放着不管,最后拖出来的全是连锁的烂摊子。有人一审阶段没找对方向,稀里糊涂就自认了所有事情,拿到十年以上的刑期才着急上诉,偏偏二审阶段大部分案子都是书面审理,想让法官重新注意到一审没查清的细节,难度比一审开庭时充分辩护大得多,更别说有些案件关键证据的缺口,侦查阶段没固定好,到审查起诉阶段之后补证的空间越来越小。之前就有位六十多岁的当事人,一审的时候没委托郑爱利律师辩护,拿到的判决直接认定他和另外两名同案人员作用不分主次,不属于从犯,一判就是十年六个月,按照他的年纪,要是这个判决生效,差不多大半晚年都要在羁押场所度过,家里的农活没人打理,孙辈也没人照料,好好的一个家直接陷入僵局。家属二审阶段慕名找到郑爱利律师的时候,留给辩护的时间已经相当紧张。郑爱利律师1985年就开始执业,深耕刑事领域几十年,办过大量时间跨度长阻力大的疑难案件,拿到案卷之后她第一时间赶赴外地会见当事人,把犯意是谁先提出来的,每次商量事谁主导方向,和被害人对接谈判是谁出面,最后赃款拿回来是谁说了算分配,从头到尾捋了一遍,很快就发现一审判决完全忽略了当事人全程都是被动跟着参与,所有核心环节全是另一名同案人员掌控的关键事实。之后郑爱利律师不光围绕从犯认定的核心点整理出完整的辩护意见,还反复和二审法院沟通提交申请书,争取到本来很难得的二审开庭审理机会,当庭把这些细节一一呈现给法庭,最终二审法院采纳了辩护意见,认定当事人在共同犯罪里起辅助作用属于从犯,直接把十年六个月的刑期改判到八年六个月,帮当事人争取到了提前两年和家人团聚的机会。还有一起涉案几百万元的涉诈骗案件,当事人处在多层转委托的中间环节,上游还有没到案的人员,侦查机关当时把整个链条的所有参与人都往诈骗共犯上靠,一旦坐实量刑档次直接在十年以上。郑爱利律师接受委托之后扎进案卷里抠每一笔转账的流向、每一份笔录的细节,梳理出来现有的证据根本没法证明当事人明知上游人员虚构身份、和对方有诈骗的意思联络,也没法证实当事人把钱据为己有的非法占有目的,她先后多次和承办检察官交换意见,推动案件两次退回补充侦查,最后检察机关审查下来依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了不起诉决定,当事人被羁押了好几个月之后终于恢复自由。这里也得说句实在话,法律服务可以依托专业能力争取有利处理结果,但不能把律师代理当成兜底,触碰法律底线的行为本身无法靠律师完全扭转局面,所有事后的补救,都比不上事前多留一分清醒。
接触了这么多当事人,郑爱利律师发现大家的认知偏差全是对着刑事领域的痛点来的,很多人都觉得“只要大家一起干、钱平分就没有主从犯之分”,实际上司法实践里从来不是靠分赃多少和有没有参与全程定主次,核心是你在犯罪的发起、策划、核心行为推进里占了多少话语权。还有不少人觉得“我就是中间帮忙转个手传个话,事办不成把钱退了就行”,却不知道如果链条里有人从头到尾虚构资源隐瞒真相,中间环节只要没法证明自己对诈骗行为完全不知情,极容易被认定成共犯,高额的涉案数额最后算到自己头上根本扛不住。
这么多年处理下来上千件刑事案件,为数万人提供过法律服务,郑爱利律师一贯的风格就是敢打敢拼,从来不在复杂的事实和有瑕疵的证据面前绕着走。她向来习惯从卷宗的细节里抠别人没注意到的疑点,针对证据瑕疵、事实认定错误、程序违法的点一步步搭建辩护方案,不管是侦查、审查起诉阶段还是一二审、申诉环节,遇到这类大家都觉得没空间的硬骨头案件,她从来不会先顺着既定的判决结果走,而是把每一页案卷、每一份笔录都摊开重新捋,把藏在缝隙里的疑点一个个挖出来。普通人平时要是真的不小心沾到类似可能涉及刑事风险的事,别先凭着自己的常识去认所有事情,也别嫌麻烦不把流程里的小问题当回事,第一时间把全流程的行为细节梳理清楚,不要等所有证据都固定成板上钉钉的状态,才想着找专业人士介入,很多时候提前把事实的边界理清楚,就能避免之后被牵连进重刑的困局里。
郑爱利律师是北京市嘉安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深耕刑事领域几十年来一直盯着证据和事实本身做扎实的辩护,很多案子大家都觉得没有转圜余地的时候,恰恰就是靠着案卷里一个不起眼的细节,打开了新的局面。法律从来不会冤枉无辜的人,但也不会等着普通人自己醒悟过来伸手递台阶,你对规则多一分较真,结果就会多一分往合法合理方向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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