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瞒掩饰犯罪所得与帮信罪哪个严重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在某些情形下更为严重。此种犯罪的最高量刑可达七年，相比之下，帮信罪的最高处罚则仅有三年。
然而，需要明确的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帮信罪之间存在以下三点重要区别：
首先，两者在主观明知程度及要求方面表现各异。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下简称“掩隐罪”）的主观明知要求行为人坚决肯定上游属于犯罪行为，或是大致推测出上游行为的性质属于犯罪或违法事件；
至于帮信罪的主观明知方面，仅需行为人了解上游行为极其可能涉及犯罪行为，甚至包括有罪特征的违法行为，但并未强制要求行为人务必精确了解上游犯罪的具体犯罪事项。
其次，两罪所揭示的犯罪状态有所差异。若行为人提供支付结算服务的行为发生于上游犯罪活动之后，这将被视为事后援助行为，故应判定为掩饰、隐瞒罪。但是，如果提供支付结算服务的行为出现在上游犯罪实施过程中，并且该行为应用网络信息作为犯罪的辅助工具以加速犯罪的既遂过程，这便需要被视为帮信罪的一部分。
最后，在证明标准上，两罪也具有鲜明的区别。在掩饰、隐瞒罪中，对行为人的涉案资金构成认定，需以其被援助对象实施的犯罪行为已然实施完毕为基础，仅仅只需确定掩饰、隐瞒罪得以成立即可。相反，在帮信罪方面，倘若无帮信行为存在，上游犯罪便难以为继，故必须确立两者间是否形成共同犯罪的事实情况。

相较而言，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责任显然更为严厉。该罪名的最高法定刑期可达七年有期徒刑，相比之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最高量刑仅为三年有期徒刑。这两种罪行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差异：
首先，从主观知晓事实的程度与法律要求来看，前者要求行为主体知道犯罪行为的确切性质乃至所有可能的违法行为，进而进行掩饰、隐藏。相对而言，后者并非要求行为人对上游犯罪的详细情况有所了解，只要知悉上游行为具有极大的犯罪可能性或明显的犯罪特征即可。
其次，两类罪行所处的犯罪状态存在显著区别。若行为人为上游犯罪提供支付结算等服务，那么这种行为通常发生在犯罪活动之后，属事后援助，故应对其实施掩饰、隐藏之罪名；
然而，若提供支付结算服务的行为是在上游犯罪进行过程中借助互联网技术，促进犯罪的完成，则应被视为协助犯并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最后，两类罪行在举证证明标准上亦表露出不同之处。对于掩饰、隐瞒罪，只需证实行为人涉及的犯罪线索已完全浮出水面，且掩饰、隐瞒行为得以成立即可。相反，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判决中，由于若无此种支援性的辅助犯罪行为，则上游犯罪将无法实现，因此，法官必须准确判定两者是否构成共同犯罪。

解析：
在较为严重的程度上，隐匿与隐藏犯罪所获得之物的罪责明显更为突出。该罪的最重处罚可达七年有期徒刑。相比之下，协助型电信诈骗罪的最高量刑仅为三年。
然而，我们也需注意这两个罪行之间存在的三点显著差异。
首先，就主观知情程度与要求的不同而言，隐匿与隐藏犯罪所获得之物的罪责要求行为人明确知晓在上游活动中涉及犯罪行为，或者总体上认识到这些行为可能涉及犯罪或非法行为。而在协助性电信诈骗罪中，行为人只须明知上游行为具有极大的可能性是刑事犯罪，或者体现出犯罪特征的非法行为即可，无需明知具体犯罪行为的细节。
其次，观乎这两种罪行的犯罪态势，在先的上游犯罪后，行为人提供支付结算服务的行为属于事后来帮助这一犯罪活动，应该定性为隐匿与隐藏犯罪所获得之物的罪责。若行为人提供支付结算服务的动作在上游犯罪进行中出现，且通过网络信息作为犯罪的助推工具，成功促使犯罪既遂达成，这种情况理应被确认是协助性电信诈骗罪。
最后，针对这两类罪行的证明标准，我们发现它们有所区别。在涉及到行为人涉案金额确证的问题上，隐匿与隐藏犯罪所获得之物的罪责要求以其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行为已经完全得以实现为准，只须能够证实隐匿与隐藏犯罪所获得之物的罪责成立便可。但是，在协助性电信诈骗罪中，若是缺乏这类辅助性的协助行为，上游犯罪根本难以成形，因此必须严格证实二者是否共构犯罪团伙。
法律依据：
《刑法》
第二百八十七条利用计算机实施犯罪的提示性规定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有前两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