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协议中抚养费过高怎么办，怎么规定的？

1、人民法院在确定子女抚养费的数额时，一般是根据以下三大标准来确定：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
　　
2、根据司法解释，孩子的抚养费可按以下标准支付：
　　1）有固定收入的，抚育费一般可按其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比例给付。负担两个以上子女抚育费的，比例可适当提高，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
　　2）无固定收入的，抚育费的数额可依据当年总收入或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
　　3）有特殊情况的，可适当提高或降低上述比例

双方在离婚时可以自由自愿约定抚养费的支付金额及给付方式。但双方之间的离婚协议显然不同于财产关系的民事合同，具有一定的人身属性，双方的约定不能超越婚姻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关于抚育费基于必要生活费用的规定。抚育费应是对未成年被监护人学习、医疗等生活费用的保障。最大程度的保护被抚养人的利益是抚养费支付的初衷和基准。抚育费的支付数额及方式的约定亦应兼顾被抚养人的生活条件与抚养人的支付能力。
原告妮妮(化名)的父母在年8月离婚时曾签订离婚协议并在民政局备案。协议约定妮妮的父亲每月给付妮妮3000元抚育费，并不得以任何理由拒付、减少以及迟延支付，如果以上时间其父拒付、减少或者迟延支付抚养费达到三次，其父则需要一次性支付妮妮抚育费65万元。从10月至今妮妮的父亲已经连续8个月未交纳抚育费，于是妮妮的法定代理人孙某代妮妮将妮妮的父亲告上法庭要求一次性给付妮妮抚育费65万元。
妮妮的父亲称，和妮妮母亲签订的离婚协议是在孙某的威胁下签订的，关于孩子的抚养费违反了公平原则，要求确认协议无效。且目前没有给付能力，不同意妮妮的诉讼请求，请法院驳回诉讼请求。
法院在对此案进行审理后认为，双方在离婚时可以自由自愿约定抚养费的支付金额及给付方式。但双方之间的离婚协议显然不同于财产关系的民事合同，具有一定的人身属性，双方的约定不能超越婚姻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关于抚育费基于必要生活费用的规定。抚育费应是对未成年被监护人学习、医疗等生活费用的保障。最大程度的保护被抚养人的利益是抚养费支付的初衷和基准。抚育费的支付数额及方式的约定亦应兼顾被抚养人的生活条件与抚养人的支付能力。本案的原告即被抚养人妮妮现年仅仅一岁，在其成年的长达十几年的过程中，生活水平的变化、物价的上涨、突发事件的发生等等因素都会对抚养费的给付金额产生不确定的影响。因此综合本案全案情况，不宜一次性支付抚养费。故判决驳回原告要求一次性给付65万元抚育费的诉讼请求。
本案中就是支付还是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存在争议。
第一种意见认为双方签订协议有效成立，应该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二种意见认为，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出发，应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考虑的是第二种意见，驳回了原告要求一次性支付65万抚育费的诉讼请求。
第一种持肯定意见的观点认为，双方之间的协议系自愿签订，在被告无有效证据证明是受胁迫的情况下，应该得到履行。被告已没有遵从协议的规定连续8个月未支付抚育费，故应该判决被告一次性给付65万的抚养费。这种意见从诚实信用的角度出发，体现了合同自愿签订、契约自由的原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如果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那现在还哪有诚实信用的立足点可言?而诚实信用原则，众所周知，是民法中的帝王条款，是整个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如果让时间倒流，如果被告不在这份协议上签字，不认可该条款，可能原告代理人也不会同意离婚。这也许是双方交易的结果，至少在当时被告是这样妥协和让步的。但是本案的离婚协议是否完全等同于财产关系的民事合同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制度下，婚姻关系还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人身契约。我们国家的婚姻制度还不是完全的契约制。因此离婚时签订的协议还具有一定的人身色彩。纵观双方签订的整个离婚协议，如青春损失费、擅自改名、阻碍对方行使探视权的巨额赔偿等等条款都使得整个协议超脱了普通民事合同的范畴，因此契约自由的精神在此不能轻易的得到体现。
另一种驳回诉讼请求的观点更多考虑的是判决支付的风险。现实的说，判决驳回更多考虑的是执行的问题。天平的一边是契约自由的精神、诚实信用的原则，另一边是保护被抚养人的权益以及社会效果?裁判者的内心应该向哪边倾斜?如何比较两者体现的法益?两者孰轻孰重呢?当然，从法理来看，判决给付在理论和逻辑上没有任何问题。而判决驳回必然承担一定的风险。法院予以处理是否干涉了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抚育费制度的确立最终也是要最大程度的保护被抚养人的利益。如何最大程度的接近实体正义也是程序正义的目的。判决一次性支付抚育费是保护了被抚养人的权益，还是侵害了其权益呢?法院审理的其他案件中曾经出现实际抚养孩子一方挥霍了一次性给付的抚养费的情况。国外对未成年的被监护人的财产利益的监管有一套具体严格的制度，能够完善的保护其财产权益。但是我们目前在没有相应立法的情况下贸然判决一次性支付还会带来一定的社会风险。而这种风险对未成年人的个案来说是灾难。而且未成年的被抚养人在其成年的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的因素。法律虽然没有禁止一次性给付抚养费的方式，但从保护被抚养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是并不提倡这种支付方式的。因此两者法益的比较中，后者在当前社会蕴涵的价值更大。因此综合全案的条件、我国目前婚姻法的现状以及社会效果等因素考虑，本案不宜判决被告一次性支付抚养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