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犯罪：个人还是单位？税额如何核减？法院这样判！

一、案件背景：实刑阴影笼罩

B某是某文化艺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该公司主营高端管乐器进口、销售与艺术培训，在行业内口碑良好。然而，202X年，B某却因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被某海关缉私分局立案侦查。

侦查机关查明，B某存在三种走私模式。一是通过水客带货走私，与国外供货商共谋，将300余支萨克斯、小号等乐器以“蚂蚁搬家”式通过多地旅检渠道携带入境，逃避海关监管；二是低报价格走私，以伪造合同、发票的方式压低申报价格，从境外走私进口同类乐器50余支；三是伪报贸易性质走私，与境外供货商共谋，将一般贸易货物伪报为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贸易，套刷身份证提货入境。

海关初核偷逃税额超过100万元，按照法律规定，若按个人犯罪处理，B某将面临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且无缓刑可能；即便按单位犯罪，100万元也是“情节严重”的分水岭，作为单位负责人会跳档加重量刑。B某到案前表示，公司一直合法经营，是因自己对海关政策理解不足，被供货商误导才涉案，一旦自己被判实刑，公司将难以为继，员工也会失业。于是，B某家属紧急委托了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周文达律师为其辩护。

二、核心争议点及法院认定

（一）主体定性：个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

侦查初期，办案机关倾向于认定B某个人犯罪，理由是走私行为由B某对接境外供货商、支付货款、接收货物，资金流与个人高度关联。

周文达律师阅卷后，从单位犯罪展开体系化论证，形成书面辩护意见提交检察机关。主要提出四点：一是意志归属，走私行为是为公司经营所需，乐器用于公司销售与培训业务，采购、定价、收货按公司运营流程执行，体现单位整体意志；二是利益归属，全部违法所得归公司账户，用于公司日常运营、员工工资、场地租赁，未被B某个人侵占、挥霍；三是主体适格，公司合法注册、持续经营，具备乐器进口与销售资质，并非为犯罪而设立；四是决策程序，涉案行为由B某以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身份作出，属于单位负责人履职行为，符合单位犯罪认定规则。同时，律师检索并提交最高检企业合规典型案例、案发当地同类不起诉/缓刑案例，指出民营企业因合规意识不足、被境外供货商误导实施的走私行为，优先认定单位犯罪，符合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

检察机关经审查后，采纳了单位犯罪意见，将某文化艺术公司列为被告单位，B某认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因为根据《刑法》规定，单位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偷逃税额2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对责任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有机会适用缓刑；偷逃税额100万元以上，认定“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缓刑几乎无望。所以这一认定对B某至关重要。

（二）税额核减：能否将虚高税额拉回正常？

本案中，海关初期计核偷逃税额逼近110万元，若该数额被法院采信，即便认定单位犯罪，B某仍面临三年以上实刑。

周文达律师团队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对《海关核定证明书》开展实质审查。发现核定税额中存在数量重复计算的情况，水客带货部分与低报价格部分存在少量重叠统计，将同一批次货物重复计核税款。另外，公司存在部分合法一般贸易进口记录，海关未予剔除，一并计入走私数额。

律师向检察机关提交详细法律意见，明确提出原核定证明书程序违法、事实错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最终，海关重新计核，核减近15万元，将最终偷逃税额定格在94.8万余元（约95万元），落在100万元以下的降档区间。这使得B某的法定刑可以从三年以上降至三年以下，并有了获得缓刑的机会。

三、后续处理与判决结果

审查起诉阶段，周文达律师团队主动构建了认罪认罚+全额退缴+合规整改+类案支撑的立体化从宽体系，并多次与承办检察官当面沟通。涉案公司全额退缴税款94万余元，修复法益；启动企业合规整改，建立进口业务合规委员会，设置专职合规岗，完善采购、报关、财务全流程内控，开展海关法律专项培训；提交类案及不起诉意见，指出本案符合缓刑适用条件。

检察机关最终作出量刑建议：被告单位某文化艺术公司罚金人民币95万元；被告人B某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缓刑二年。

庭审中，律师继续强化辩护意见，法院经审理，采纳全部量刑建议，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单位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罚金。被告人B某被判处缓刑。B某与家属未上诉。

法律建议

这个案子看下来，有几点普通人也能记住。企业经营中，一定要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特别是涉及进出口业务的企业，要深入了解海关政策，避免因无知而触犯法律。遇到问题及时咨询专业律师，不要盲目操作。在涉及单位行为时，要注意保留相关证据，证明行为是为单位利益，体现单位意志，避免被认定为个人犯罪。

在这起走私普通货物罪案件中，B某从面临三年以上实刑到最终获得缓刑，关键在于成功认定单位犯罪和精准核减税额。这一结果不仅让B某重获自由，也让公司得以继续经营。

周文达律师在处理这起复杂的走私案件时展现出了卓越的专业能力。他工作10余年间承办近600件刑事案件，其中经济犯罪类案件占比达60%以上。丰富的实战经验让他在本案中迅速抓住了主体定性和税额核减这两个关键问题。中国政法大学的学习背景为他打下了扎实的法律基础，使他能够从法律层面精准论证单位犯罪的成立，并通过专业的分析和论证，成功核减了偷逃税额。这就是这起案子的最终结果，也是专业价值的最好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