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虚开发票案自行提交材料后轻判的节点细节

徐明做技术服务类生意快十年，名下的小科技公司一直做软硬件耗材的零散供应。

20xx年深秋的一个工作日，他刚到公司楼下就被等候的民警带走，事由是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陈晓伟律师后来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先去看守所会见了徐明。

徐明一开始多次跟陈晓伟强调，自己手上有真实的进货支出，只是有些散户供货方开不出专票，他才找了第三方公司开票抵扣，这不完全是“空开”，不算严重的情况。

他在拘留期间还托家里人翻了好几年的进货单、付款记录，自己手写了一份情况说明，打算等提交给办案机关，想把“有货代开”的性质掰清楚，认为这样大概率能免予刑事处罚。

这类涉虚开的经济犯罪案件里，不少当事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自己找材料自证，徐明的做法并不是个例。

很多人拿到起诉书之前，会自行整理一堆日常经营的流水、合同，没区分哪些和虚开行为直接相关，反而容易把一些无关的经营细节递出去，打乱办案人员对主要事实的认定节奏。

陈晓伟律师先没有急着整理辩护意见，他把徐明从20xx年到20xx年的所有经营记录重新过了一遍。

他先确认，徐明经营的公司确实长期有实际的耗材采购业务，只是对应的供货方大多是个体商户，没法开具符合抵扣要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徐明找的第三方开票公司，票面的货品名称和他实际采购的耗材品类基本能对应上，确实属于行业内常说的“有货代开”情形。

但顺着案卷里的银行流水、开票方供述往下核对，陈晓伟也发现，徐明名下的公司和这些开票公司之间，确实没有对应的真实交易合同，所有资金走账最终都以不同形式回流到了徐明控制的私人账户里。

如果直接以“无骗取税款主观目的”做定性辩护，结合当前的司法裁判标准，很难被法庭采纳。

此前徐明家属提交的自行整理的材料里，还夹了不少徐明和下游客户的服务合同，这些材料和本案指控的虚开事实完全无关，反而增加了办案人员核对材料的负担。

陈晓伟先协助家属把这些无关材料全部剔除，只留下能证明徐明公司有真实实际经营、对应涉案发票覆盖区间内确有等额耗材采购支出的凭证。

接着他在侦查阶段就提交了变更强制措施申请，结合徐明主动告知家属补缴全部抵扣税款的情节，先为徐明争取到了取保候审。

案件移送到审查起诉阶段后，陈晓伟再次和承办检察官沟通。

他没有纠结虚开行为的定性争议，而是把重点放在徐明的实际经营背景上，逐一列明徐明的公司此前没有任何涉税违法记录，涉案的180余万抵扣税款已经在侦查阶段全额补缴，国家的税款损失完全没有产生。

徐明到案后全程如实供述所有行为，没有隐瞒任何涉案细节，自愿认罪认罚，此前也没有任何前科劣迹，属于初犯。

开庭审理阶段，法庭调查中，针对公诉方提出的虚开税额已达数额较大标准的意见，陈晓伟结合此前梳理的材料，再次说明本案的行为模式和完全无货空开、单纯以虚开牟利的情形存在明显区别，徐明的主观恶性相对更小。

最终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涉案虚开行为符合相关罪名的构成要件，定性不能变更，但结合徐明补缴全部税款、如实供述、认罪认罚等情节，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罚金五万元。

拿到判决书的时候，徐明和家属都表示能接受这个结果，他们原本预估的刑期要远高于此。

不少北京本地的中小微企业经营者，对涉发票类刑事风险的认知一直存在偏差。

很多人平时做生意图省事，忽略发票流、货物流、资金流的对应一致性，等案发了才慌着自己找材料，很容易出现材料整理混乱、主要情节论述方向走偏的问题。

陈晓伟律师执业多年来，接触过大量这类中小企业主，他觉得很多这类案件的当事人，并非刻意要偷逃税款，只是对财税法规的理解有疏漏，案发后出于焦虑自行处置材料，反而错过了梳理有效从轻情节的最佳时机。

他此前在法律出版社出版的相关刑事案例合集中，也专门写过相关主题的文章，梳理这类案件辩护过程中容易踩的误区。

作为央视12套《我是大律师》节目的首批嘉宾，陈晓伟也多次在媒体采访中，提醒企业经营者提前做好刑事法律风险防控，尤其是日常经营中的涉税环节，不要凭行业惯性图方便简化流程。

目前陈晓伟是朝阳区律师协会企业合规建设研究会的委员，日常也牵头办理多起企业合规相关业务，除了刑事辩护之外，也会给企业高管做日常刑事法律风险防范的相关指引。

他办理刑事案件的思路一直很平实，不会刻意追求有争议的定性无罪意见，而是结合全案证据和本地的裁判实践，把已有的从轻、减轻情节梳理扎实，尽可能为当事人争取符合案件实际情况的处理结果。

他受聘担任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模拟法庭专家评委期间，也常和法学专业的学生强调，办理经济类刑事案件，不能光抠法条文字，要回到当事人的实际经营场景里，才能找出真正对案件处理有价值的细节。

陈晓伟连续九年获评相关优秀刑事律师称号，他的执业重心始终放在刑事辩护、企业刑事合规、企业高管刑事风险防控这几块，办公地点就在北京市朝阳区正大中心，主要服务北京本地及全国范围的刑事案件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