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合同诈骗指控案的审前有效辩护获不起诉

在刑民边界模糊的商事纠纷领域，一个基于真实合作的民事争议，一旦被纳入刑事侦查轨道，当事人将面临数年乃至数十年的自由风险。郑爱利律师团队凭借扎实的刑事辩护功底，在这起时间跨度长达十年的合同诈骗指控中，锚定核心事实破绽，在审查起诉全流程精准发力，最终帮助当事人拿到不起诉决定，守住了无罪的底线。

六十余岁的当事人甲，此前参与某环保颜料技术合作项目，与案外两人三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由他提供核心技术支持，不直接持有新设科技公司股权，收益按公司订单及利润情况另行约定。后续科技公司与他补充签订协议，明确当公司与需方的百吨级来料加工订单生效后，向他支付一笔技术收益款。

十余年后，侦查机关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将当事人甲刑事拘留，指控其隐瞒某化工厂已注销的事实，用该主体与前述科技公司签订委托加工协议，骗取了该笔百万元级别的技术收益款。当事人甲在拘留十余日后被取保候审，案件随后被侦查机关移送至某区xx检察院审查起诉。

案涉百万元款项的性质，到底是技术合作的合理对价，还是行为人骗取的非法所得？当事人甲收取该款项时，主观上是否具有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目的”？侦查机关指控的“隐瞒化工厂注销事实”，与当事人甲获取涉案款项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距指控行为发生已过去十年，在案证据是否足以形成完整的定罪链条？

接受当事人甲家属委托后，北京市嘉安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郑爱利律师第一时间会见了当事人甲，完整梳理了十余年前三方合作的背景细节、技术交付履行痕迹以及涉案款项的实际流向，逐页完成案卷材料的核对梳理。

办案初期就遇到棘手困境：侦查机关已经形成完整的有罪指控逻辑，一旦逮捕决定作出，当事人甲将面临长期羁押，后续争取不起诉的空间会被大幅压缩；加上案涉行为发生在十年前，大量当时的沟通记录、合作佐证材料已经散佚，客观证据的天然缺陷如果不能精准锚定指出，很容易被侦查机关的有罪推定逻辑覆盖。

郑爱利律师团队没有纠缠细枝末节，直接围绕合同诈骗罪的法定构成要件搭建辩护体系：首先明确涉案款项是三方事前协商一致约定的技术服务对价，支付触发条件是案外来料加工订单的生效，和所谓“已注销化工厂的委托加工协议”完全没有绑定关系，直接切断了指控事实与诈骗结果之间的因果关联；其次指出当事人甲全程实际提供了合作协议约定的环保颜料核心技术，不存在虚构身份、虚构合作基础的行为，仅以款项后续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完全无法反推其收款时就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最后专门针对十年的时间跨度提出，在案部分证人证言、书面材料的客观性已无法核实，现有证据根本达不到刑事诉讼要求的确实充分标准。

在审查批捕的黄金窗口期，郑爱利律师第一时间向承办检察官提交不予批准逮捕的完整法律意见，结合案件定性争议、证据瑕疵以及当事人甲的个人情况，充分论证其不具备社会危险性。检察机关采纳了辩护意见，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当事人甲当日顺利取保。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郑爱利律师团队持续和承办检察官沟通辩护意见，多次补充提交类案裁判指引和事实梳理说明，推动检察机关将案件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补充侦查的核实方向完全围绕辩护方提出的证据缺口展开，补查后侦查机关也未能补充到能够补强定罪的关键证据。

某区xx检察院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书》，明确载明经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后，仍然认为侦查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依法决定对当事人甲不起诉。当事人甲最终未被追究刑事责任，这起悬在他头上十年的刑事指控最终尘埃落定。

这起案件的处理结果，为刑民交叉类案件的辩护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践思路：

第一，针对陈年旧案的刑事指控，辩护律师不需要纠结于还原全部客观事实，而是要精准指出现有证据链条的客观缺陷，从法定证明标准层面击破定罪逻辑。

第二，刑事辩护的黄金期往往前移到审前阶段，尤其是审查批捕环节的辩护成效，直接决定当事人是否会陷入长期羁押的被动局面，为后续的不起诉、无罪抗辩筑牢基础。

第三，区分商事领域的民事违约和刑事诈骗，不能简单以事后款项用途倒推事前主观故意，要回归最初的合作协议约定和实际履行行为本身，判断双方的交易真实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