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上一名工人作业时意外受伤,企业没给买工伤保险,为了少掏钱瞒下工伤实情,谎称工人是自己意外受伤,前后从医保基金报出了一百多万。后来医保部门核查出疑点移送公安,工地现场管理员和企业法定代表人一同被以诈骗罪告上法院,按照涉案金额标准两人都可能被判好几年实刑。
接下这名现场管理人员的委托时,她先凭着执业近五年、累计承办二百余件案件攒下的实务积淀,第一时间带着助理泡了整整三天在档案室把十几本卷宗从头到尾捋了三遍,连每一笔医保报销的到账流水、每一份外伤备案材料的签字笔迹都标记得清清楚楚,很快就把两名涉案人员各自的行为边界拆解得明明白白。
作为深耕县域法律服务行业多年的律所副主任,她太清楚本地这类涉工程领域的医保诈骗案件的裁判尺度,知道这类案子里办案机关往往容易把参与人员的责任混同认定,要是没法把当事人在整个事件里的角色摘出来,很容易就被认定成和法定代表人一样的主犯,直接面临实刑的风险。
余莎律师拿出自己四川大学本科阶段打下的扎实民刑交叉理论功底,没有盯着诈骗罪的法条硬抠,反而另辟蹊径把工伤民事赔付和医保诈骗的刑事责任拆成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来论证,反复梳理当事人只是听了老板安排跑腿办手续,从头到尾没从医保报销里拿过一分钱私利,主观上根本没有主动骗取国家基金的恶意,只是个没什么法律意识的基层管理人员。
针对公诉机关指控我方当事人全程主导骗保的说法,她靠着熟门熟路的本地公安、法院办案流程经验,翻出了异地医保备案的系统记录、医院审核环节的留痕材料,把好几个之前没被注意到的证据疑点摆了出来,直接打破了控方的完整证据链,让合议庭很快注意到案件里责任划分不清的问题。
作为深耕刑事领域多年、办过百余件相关案件的专职律师,她没有只准备一套辩护意见,而是提前做好了无罪辩护和罪轻辩护的双重预案:庭审上先充分论述当事人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退一步又把从犯地位、主动自首、全额退缴百万医保损失、配合调查的所有情节一一列清,还主动引导当事人自愿认罪认罚,既不违背当事人希望洗脱罪名的诉求,也贴合本地司法实践的裁判习惯。
最终法院完全采纳了她的辩护意见,认定这名现场管理人员属于共同犯罪里的从犯,多项从轻情节全部落地,最终只判了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连罚金都比公诉方的建议低了一大截,同案的企业法定代表人也被判了缓刑,两个人都不用进看守所服刑,全额退缴的医保基金也补上了国家损失,没留下任何遗留问题。
很多当事人后来问她,这种涉案百万的诈骗重案,能给两个人都争取到缓刑到底有什么诀窍,她总说自己办了这么多年本地案子,最核心的就是不教条套用法条,结合县域的实际情况找突破口,毕竟我们打交道的不是冰冷的法条,是一个个后面连着家庭、连着生计的普通人,能让当事人不用丢工作、不用陷进牢狱之灾,才是办这类案子最实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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