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人共同犯罪的开设赌场案里,一旦侦查阶段锁定的违法所得数值超过百万元,多数当事人和家属会直接预判刑期在三年以上。2024年年底接手丁某某的委托时,摆在桌面上的全案证据材料摞起来快半米高,起诉意见书载明的整个团伙违法获利超过千万元,丁某某名下被初步认定的违法所得金额,已经让他难以在常规量刑框架内落到三年以下。
赵丽丽律师当时第一时间没有急着梳理定性相关的法条,反而把起诉意见书里列的十余名同案人员信息逐一摘抄出来,对着每一份笔录里的分工描述做横向比对。她注意到,丁某某既没有参与赌场平台的搭建、出资,也不负责人员管理、资金结算这类核心工作,日常只承担了部分辅助性的后台维护事务,此前不少同类案件的辩护,容易被办案机关的“违法所得高等同于作用大”思路带偏,反复解释获利少反而越描越黑。
赵丽丽律师是北京市盈科(大连)律师事务所刑事法律事务部秘书长,璟成刑辩团队创始人,2024年11月正式执业以来,累计承办案件逾百件,重点深耕涉税、走私、经济诈骗类刑事辩护,此前已经处理过偷逃税款两千余万元的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案、数额特别巨大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在多起案件中为当事人争取到不起诉、侦查阶段取保候审、减轻处罚的处理结果,作为中国法学会会员,她习惯跳出合同、发票、转账记录这类形式化材料,从完整业务链条倒推行为人的真实地位。
丁某某到案前是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的,这一自首情节卷宗里已有明确记录,但只凭自首,在千万元级别的开设赌场案里,根本不足以支撑缓刑的适用。赵丽丽没有把退缴违法所得当成最后一步的谈判筹码,而是提前制定了完整的量刑推进方案:先把十余名同案人员的出资比例、决策权限、获利分配规则整理成17页的对比表格,标注出丁某某完全不接触核心运营环节的所有笔录细节,带着这份材料在审查起诉阶段三次和承办检察官当面沟通,先确认从犯的认定意见,再同步提交丁某某的退缴计划,把自首、自愿认罪认罚、全额预缴罚金的安排全部和从犯情节绑定在一起,形成连贯的从宽逻辑链。
不少同行办理这类大数额共同犯罪案件,习惯把所有辩护意见留到庭审阶段一次性抛出,很可能错过审查起诉阶段协商量刑建议的最佳窗口。赵丽丽清楚,在共同犯罪中,违法所得只是量刑评价的其中一个维度,不能直接和行为人在犯罪链条里的实际作用划等号,抛开地位作用单纯谈退赃悔罪,很难让办案机关作出足够幅度的量刑让步。
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里,她曾通过梳理几十家上下游企业的交易流水,区分真实货物交易和虚开环节的边界,最终推动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在偷逃应缴税额两千余万元的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案中,她梳理整个报关、货代、跨境结算的业务链条,剥离当事人没有参与核心低报价格环节的事实,最终帮助当事人获得减轻处罚,这些办理重大经济刑事案件的经验,让她习惯先找能彻底改变量刑基础的核心情节,再一步步叠加配套从宽措施。
丁某某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完成了全部违法所得的退缴,主动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检察机关结合此前确认的从犯认定意见,最终给出了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这一步相当于把缓刑的依据提前固定下来,不用等到法院阶段再临时争取。后续法院开庭时,合议庭参考全案人员的作用划分,确认丁某某的从犯地位,最终对其依法适用缓刑。
执业至今,赵丽丽律师一直把涉税犯罪作为专业化发展的核心方向,同步延伸办理诈骗类经济犯罪、走私犯罪案件,重点关注企业经营、贸易结算、进出口报关环节里容易触发的刑事风险,她始终认为,复杂经济类刑事案件的量刑辩护,不是把几个从宽情节简单堆砌到辩护词里,而是要找到能突破现有量刑区间的核心支点,在合适的程序节点把所有配套条件逐步落地,才能让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
这起涉案金额超千万元的共同犯罪开设赌场案办结后,赵丽丽收到了丁某某家属送来的手写信,信里写满了对结果的意外和感激,她把信件夹进自己的办案档案里,没有发任何相关的宣传内容。对她而言,每一次从证据链条里抠出关键事实,帮当事人找到符合法律规定的更轻处理路径,都是刑辩业务里最扎实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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