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幼女案辩护痛点
在刑事辩护领域,性侵幼女这类案件性质敏感、量刑极重,辩护难度极大。余贤龙律师在早期办理此类案件时,就遭遇过诸多难题。比如,此类案件往往证据链条完整,指控力度强,且被害人年龄极低,法律保护力度大,量刑基准高。同时,若被告人存在累犯情节,依法必须从重处罚,这使得辩护空间进一步压缩。余贤龙自2016年执业至今,深耕法律实务近十年,在面对这类棘手案件时,深刻意识到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辩护方法。
摸索有效辩护方式
为了解决上述痛点,余贤龙律师尝试过多种方式。起初,他只是常规地对证据进行梳理,但效果不佳。后来,他开始注重对被告人主观认知的分析,试图从这方面寻找突破口,但由于缺乏系统的方法,效果也不尽如人意。经过多次尝试,他逐渐认识到,必须从多个维度综合考虑,制定精细化的辩护策略,才能在这类极难案件中为当事人争取到较好的结果。
固定精细化辩护步骤
余贤龙律师最终固定下来的辩护方法包括以下几个关键步骤:
首先,全案风险研判,精准定位辩护突破口。接手案件被接手后,第一时间全面阅卷,梳理全部电子数据、聊天记录、酒店流水、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等,从中精准识别最大辩护空间。例如在某性侵幼女案件中,精准锁定主观认知、自愿交往、认罪认罚、谅解等从轻突破口,避免无效对抗,最大化争取从轻空间。
其次,深入挖掘主观认知辩护,弱化恶性评价。重点梳理双方聊天记录、年龄表述、被害人外貌特征、交往过程,提出被告人主观上并非“明知幼女”,而是被误导、存在合理认知偏差,交往具有网恋自愿属性,无暴力、无胁迫、无强制,从根源降低主观恶性评价。
再次,全程主导认罪认罚与谅解工作,打造从轻核心依据。主动、耐心、多次沟通,协调被告人家属足额赔偿、真诚道歉、达成刑事谅解,成功拿到正式书面谅解书,为案件从轻奠定决定性情节。
最后,累犯案件精细化量刑辩护,实现“极难案件最轻刑”。结合最新刑事政策、未成年人保护平衡原则、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前科性质、本次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精准论证“累犯从重,但本案可最大限度从轻”,说服法院采纳量刑建议下限。
最新案例验证效果
以一起具体的性侵幼女案件为例,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通过网络社交软件认识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被害人,明知或应当知道对方系幼女,仍多次在酒店内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涉嫌强奸罪,且情节恶劣、社会影响大。案件难点重重,被害人年龄极低,法律保护力度强,量刑基准高;被告人系累犯,依法必须从重处罚;证据链条完整,指控力度极强;公诉机关量刑建议四年有期徒刑,辩护空间极小。
余贤龙律师接受被告人委托后,按照上述步骤展开辩护。全面阅卷后,精准识别出主观认知、自愿交往等辩护空间。深入挖掘主观认知辩护,提出被告人存在合理认知偏差。积极协调被告人家属进行赔偿并取得谅解书。在量刑辩护中,结合各项原则和制度,精准论证从轻理由。最终,法院全面采纳了余贤龙律师的核心辩护意见,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四年,采纳了公诉机关量刑建议下限,实现了案件最轻刑罚。
此后,余贤龙律师在多起类似的性侵幼女案件中,都沿用了这一精细化辩护流程,为当事人争取到了较好的结果,展现了他在刑事辩护领域的深厚功底和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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