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罪主观故意的内容是怎样的

[律师回复]解析：1、关于犯罪客观层面的充分证据；2、涉及犯罪情节的关键性证据；3、展现犯罪主体特性的主要证据；以及4、反映犯罪主观心态的可信证据。证据是佐证（案件）事实的确凿依据，所有能够揭示案件真实状况的真实事实，皆属于证据范畴之中。法律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原则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律师回复]审判长、审判员：律师事务所接受当事人近亲属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现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发表以下法律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一、关于受贿罪辩护人认为，就本案现有证据形成的法律事实，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就本案而言，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受贿罪，至少应当同时具备两点：一是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二是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非法收受了他人的财物，也不能证明被告人为他人谋取了利益。1、首先，被告人没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收受的财物是君临天厦的房产及其配套设施。而这套房产的所有书面资料都可以证明房产的所有权人是赵某，而不是王某。从法律上，房产的所有权是以登记而不是以实际占有或者使用为标准的，所以被告人不是该房产的所有权人，也就不存在收受该财物的事实。退一步讲，即使该房产是以赵某的名义登记，而实际上是被告人享有，公诉机关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房产是被告人非法收受的。从本案证据上，即没有行贿人的指证，也没有受贿人的供述，房屋是以什么方式成为被告人所有无法得到确切的认定。从整体来看，被告人与李某关系很好，很有可能是情人关系(张某、崔某供述)，甚至人们认为他们之间是特别好的情人关系(张某供述)。在这种情况下，在李某有相当的经济能力的情况下，两人之间互赠财物(王某也经常给李某财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法律上是完全允许的(纪律上另当别论)，不属于非法收受。2、被告人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辩护人认为，从广义来讲，交流创造利益，而利益推动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一种交流，所以利益的存在是一种自然。如果几个人，尤其是几个朋友之间在交往的过程中互相给对方带来一定的利益，那非但不违反法律规定，相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辩护人认为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是指为他人谋取不正当的、否定性的利益。而本案中，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被告人为李某谋取了不正当的利益。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二项利益是被告人找公安局交涉为李某平息欠款事宜。从案卷材料可知，当时因为经济纠纷，有人纠结带黑社会性质的人员，每天在东方之珠在酒店闹事，致使酒店无法正常营业。辩护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协调各方面力量对此进行处理并最终给予平息是对良好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维护，是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并不是给李某谋取刑法意义上的“利益”。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三项利益是被告人为商业银行南环支行拉存款。很显然，被告人帮忙拉存款、以及打电话请求存款单位“少动这笔款”是为了银行或者说是为了张某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李某的利益。同时，拉存款在银行界是经营需要，各行都有存款任务，都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去拉存款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这一利益也不是刑法意义上的不正当的利益。当然，该笔存款后来被李某以犯罪的手段占有使用，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对此明知，且拉存款就是为了给李某实现犯罪目的。所以被告人在主观上并没有过错。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四项利益是帮助李某、崔某逃避处罚。这一点，将在以下观点中具体阐明。二、关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被告人是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点没有疑义。这里，如果认定被告人构成本罪，必须要有足够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有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客观行为，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主观愿望。本案中，公诉机关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本罪。田某的证言可以说明被告人可能存在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行为，但这仅仅是可能，再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能够印证田某的证言。在这种情况下，该证言属于单独证据，即使是采取“相对证据说”进行证据认定的民事诉讼也不能对该证言作出认定，更不要说采取“绝对证据说”的刑事诉讼。所以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实施了“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犯罪行为。被告人在主观上并不知道、至少也是并不一定知道李某、崔某、张某等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因此，被告人实施的一系列包括对有关举报进行立案侦查、调查取证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客观上，被告人实施的上述行为可能会减轻某些人的罪责，但被告人的本意只是要追究犯罪，不能说为了追究犯罪，而该追究造成了他人责任的减轻就认为是为了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辩护人认为，在刑事诉讼中，首先适用的是“无罪推定”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如果要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要有确切和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具备适当的主体资格要求、有主观过错，实施了相关的行为并且其行为侵犯了相应的客体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而要得到这些证据必须依照法定程序、采取合法的方式取得;在认定这些证据时，要求必须是不存在任何合理怀疑、绝对可信赖的;所有这些证据必须形成完整的链条，通过这一证据链条能够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这一结论必须是唯一的、没有其他任何可能存在的。而且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在运用证据上产生怀疑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进行认定;如果在认定事实上产生歧义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作出解释;如果在适用法律上产生困难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向进行选择。

[律师回复]“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包括：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中规定的“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中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承包经营者；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基础的股份制企业中经手、管理财物的人员；中方是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企业性质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中经手、管理财物的人员。

[律师回复]根据我国的新刑法规定,贪污罪犯罪主体按照是否是自然人,可分为自然人、主体和法人主体;按照是否要求有特定的身份作为犯罪的主体的特定条件,可分为一般主体和特殊主体。贪污犯罪主体应该是属于特殊主体。贪污犯罪主体应当具备以下基本特征:犯罪主体是自然人。犯罪主体是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犯罪主体是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自然人。这就是关于贪污罪主体身份主要是包括什么内容啊的解答

[律师回复]根据我国的新刑法规定,犯罪主体按照是否是自然人,可分为自然人、主体和法人主体;按照是否要求有特定的身份作为犯罪的主体的特定条件,可分为一般主体和特殊主体。贪污犯罪主体应该是属于特殊主体。贪污犯罪主体应当具备以下基本特征:犯罪主体是自然人。犯罪主体是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对于贪污罪主体的认定是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自然人。

[律师回复]根据我国的新刑法规定,犯罪主体按照是否是自然人,可分为自然人、主体和法人主体;按照是否要求有特定的身份作为犯罪的主体的特定条件,可分为一般主体和特殊主体。贪污犯罪主体应该是属于特殊主体。贪污犯罪主体应当具备以下基本特征:犯罪主体是自然人。犯罪主体是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犯罪主体是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自然人。上述即为贪污贿赂罪主体的具体内容，谢谢采纳！

[律师回复]你好，与其他刑事犯罪辩护意见相比，贪污罪辩护意见没有太大区别，除了阐述相应的理由外，要着重写好三个部分：1、讲明辩护人对全案的基本看法 2、论证被告人无罪、罪轻或应该予以减轻甚至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意见和根据。（一般包括： 被告人主观恶性不深；被告人社会贡献较大；被告人认罪态度好，主动退赃）3、向法庭提出对被告人的处理建议

[律师回复]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下面由学习啦小编为你详细介绍贪污罪的相关法律知识。　　关于贪污罪的主体司法解释的内容有：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律师回复]根据我国刑法的基本理论，在污染环境犯罪构成中，主观方面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即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污染环境的行为可能引起的危害环境的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因为多数环境污染犯罪的危害结果并非及时性的，而且犯罪主观方面具有不同于普通犯罪的复杂情况，司法实务中认定和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十分困难。各国环境刑事立法采取的严格责任、过错推定过失等变通原则，虽缓解了实务认定的困难，却受到刑法理论界普遍的质疑。但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认定对于污染环境犯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量刑轻重意义重大，所以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上是污染环境罪的主观方面问题的回答。

[律师回复]首先，从第一部分，证人证言部分可以看出，证人有其各方面的考虑，有作伪证的可能性，以及不确定性。在证人案卷第103页、104页、105页中可以看到，公诉机关对证人关志军所作的询问笔录里，已经发现并查明该证人关志军所作的证词系伪证，证人关志军明明是把税款交付给的斯马义了，却说成是交付给本案被告，这就充分说明了证人证言的不确定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明确规定，“证人证言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本案中，公诉机关并未查实相关证人到底支付了多少税款，而查实具体的缴纳税款数额是定案的根本依据，而且，对于公诉机关采取的以照片辨认被告人的方法来确认收款人的方式，辩护人也有异议，这种辨认方法用以确认证人与涉案当事人偶尔见面或见过一次面的情形下是可以的，也有其客观性与公正性。而本案中，证人与被告人并不是一次性或偶尔见面，而是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无数次的见面、交往，应该说，所有证人都是熟知被告人的，而对于一个证人都熟知的人采取照片确认的方式采证，无疑就失去了公正性与客观性，对此，辩护人不能认同。辩护人认为在没有确实证据证明相关证人已经全部交付税款的前提下，相关证人的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这就是一份贪污罪共犯辩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