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妹手机被偷了，扒窃的入罪标准与既未遂形态是怎样？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作为盗窃罪的一个独立罪状直接纳入刑法的处罚范围，脱离了普通盗窃以数额较大的入罪标准，但是对扒窃追究刑事责任，既要在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上，考虑到整体的犯罪构成，还要考虑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做到罪责刑相适应。社会危害性的判断标准主要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法益，盗窃罪作为一种侵犯财产型犯罪，其侵犯的法益为财产权属关系，而财物损失的直接表现和衡量标准为数额。由此若行为人客观上扒窃数额极小的财物，或主观上只想扒窃数额极小的财物的故意，则尽管有扒窃行为，也不得定罪处罚。因此，扒窃能否入罪，既要考虑到刑法总则和分则的统一性，也要考虑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这样才既符合刑法总则第13条“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也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要求。
二、扒窃是否具有既未遂形态
认为扒窃未遂应当一律入罪的观点，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扒窃行为的犯罪分类产生不同的理解所致，很多学者和法律工作人员将扒窃归为行为犯。所谓行为犯是指以侵害行为之实施完毕为成立犯罪既遂条件的犯罪，而与之对应的结果犯是指以侵害结果的出现才成立的犯罪。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前，人们对“盗窃罪是结果犯”应该不存异议，而现在之所以对扒窃犯罪看作行为犯的一种，是因为对扒窃罪状的描述，“扒窃是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但是，这种理解并不正确。因为，行为犯的行为构成与结果之间一般不可分离，且不以出现某种结果为要件，而扒窃的行为和结果不仅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间隔，还必须以扒窃行为本身导致被害人的财产损失这一“外界”变动（结果），且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故扒窃存在既未遂形态，且既未遂的区分标准在于财物是否“失控”。
三、扒窃未遂下的入罪问题
该问题在于如何正确理解法释[2013]8号第12条规定，该条规定，盗窃未遂，但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换言之，如不具有以上三种情形的盗窃未遂，不应定罪入刑。扒窃作为盗窃罪的一种，其当然适用本条规定，判断其是否具有严重情节，实质上就是指要考虑扒窃的社会危害性。考虑到法释[2013]8号司法解释的统一性，结合司法实践，对于是否具有严重情节，应从行为主体、主观认识、行为手段、行为对象、行为结果等多方面认定，具体表现为：行为人有犯罪前科或一年内受过受过行政处罚；行为人主观上有盗取数额较大财物的故意；组织、控制未成年人盗窃，在自然灾害、事故灾害、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期间，在事件发生地盗窃，或者以破坏性手段盗窃造成公私财产损失的；盗窃对象是医院病人或者其亲友财物、盗窃救灾、抢险等救助物资，或者盗窃残疾人、老人等弱势群体财物的；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精神失常，或者盗窃行为严重影响生产、公众生活的，等等。

对于扒窃的既未遂情形，不能一律认定为犯罪;认定为盗窃罪的只能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扒窃行为，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扒窃行为作为一般违法行为，属于行政处罚的范围。换言之，只有具备严重情节的扒窃的既未遂才能被认定为盗窃罪，并分别以盗窃罪的既遂犯和未遂犯论处。
(一)将符合现行刑法规定违法构成要件的扒窃行为一律以犯罪论处，属于“过度犯罪化”。修正案八对扒窃入刑的规定门槛过低，且不明确，导致实践中大量的治安案件都符合违法构成要件，从而上升为刑事案件，犯罪化范围过广。在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上尚未对扒窃成立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和起刑标准予以规定的情况下，扒窃行为以犯罪论处并没有相对独立的入罪依据。这种刑法的“过度犯罪化”，加之相关解释的缺失，将不可避免的颠覆现有扒窃行政处罚为主、刑事处罚为辅的规制格局，严重增加司法成本。
(二)“但书”可以作为对扒窃的既未遂进行出罪的依据。刑法学上的“但书”，是指刑法总则第13条中“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刑法但书十三条，能够指导刑法分则没有定量规定的犯罪。[3]刑法分则关于扒窃成立盗窃罪的规定理应受到刑法总则中但书的制约。据此，当扒窃行为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根据但书，对扒窃行为不以犯罪论处，而不论其为何种犯罪形态。
之所以选择以“情节显著轻微”表明不以犯罪论处，而非“情节严重”表明以犯罪论处，在于说明“情节显著轻微”较之“情节严重”更能清晰界定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界限，并且“情节显著轻微”本身语意范围相对较窄，利于严密刑事法网。可以考虑将以下情节轻微的情形不予犯罪论处，如偶犯、初犯;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作案的;自首、立功或者坦白的;全部退赃、退赔的;仅协助实施扒窃的;被胁迫参加扒窃的;没有分赃或者或脏较少的;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扒窃行为。[4]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前述不予犯罪论处的前置条件是该扒窃行为符合扒窃成立盗窃罪的违法构成要件，因为，当扒窃行为不符合违法构成要件时，根本不可能成立扒窃式盗窃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