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涉嫌强制猥亵妇女被警察给抓了，强制猥亵妇女儿童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受上诉人家属委托，受律师事务所指派，经上诉人刘某本人确认，本律师在刘某猥亵儿童一案二审中，依法为刘某进行辩护。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查阅复印了一审的庭审笔录和相关证据资料，征求了刘某本人的意见，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本案部分事实不清。
（一）在本案的重要情节上，上诉人本人前后供述、被害人本人前后陈述以及上诉人供述与被害人陈述之间都存在明显矛盾，仍需进一步查证，作出合理解释。
首先，刘某猥亵乔某时使用的是左手还是右手。
辩护人注意到，被害人乔某已经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其应当能够准确分辨左右手。上诉人刘某作为成年人，也应当准确分辨左右手。而刘某一直供述自己是用左手猥亵乔某的。而乔某却说刘某是用右手摸的。
辩护人认为，无论是刘某还是乔某，在“左手右手”问题上均没有说谎的必要。为弄清事实，人民法院有必要查清刘仁义供述和乔某陈述出现明显差异的原因。
其次，刘某猥亵乔某的方式需要进一步查明。
辩护人注意到，刘某在一审庭审前的大多数供述以及一审庭审中前期供述均称是将小女孩抱在腿上就行猥亵的。但一审庭审中后期却说“当时我们三个人都在那站着，没有抱在腿上，当时给小男孩要遥控器，正好弯腰。”显然，刘某的两种说法存在极大差异。
另外，从乔某的《询问笔录》上可以看出，乔某先期陈述“把我抱到他家的沙发上……”，只是在询问人员强调“那个男的摸你的时候你是在沙发吗？”，乔某才说“他当时摸我时我被他抱在腿上。”辩护人认为，乔某的回答不排除有诱导因素的存在。
辩护人认为，具体如何猥亵不影响本案的定性和量刑，但刘某当庭改变供述以及乔某前后陈述的矛盾需要合理排除。
（二）被害人乔某妇科检查结果与猥亵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需进一步查明。
辩护注意到，证据中只有被害人乔某的妇科检查所见，并未指明妇科所见是否正常，以及与猥亵行为是否有因果关系。
辩护人认为，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乔某妇科检查异常，不足以证明与猥亵行为有关。
二、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值得商榷。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猥亵智力残疾人、精神病人、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治安案件立案标准》规定猥亵他人的立案标准是“猥亵他人的，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
《刑法》第237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刑事案件立案标准》规定第18条规定“涉嫌以性刺激、性满足为目的，猥亵儿童，情节严重的行为，应予立案。”
从以上规定可知，猥亵儿童可能构成犯罪，也可能不构成犯罪。
重庆市梁平县检察院检察员卢剑波、黄晓丽2007年曾撰文认为“凡具有以下猥亵儿童的情形之一的，应当以猥亵儿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一）一年内猥亵儿童两次以上或一次猥亵儿童两名以上的；（二）采取暴力、胁迫等方法强制猥亵儿童的；
（三）猥亵儿童致使被害人轻微伤以上损伤的；
（四）猥亵儿童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如严重损害儿童心理健康，造成被害儿童近亲属精神错乱或自杀的等等。）”
辩护人认同这两名检察员得观点。就本案而言，刘某此前无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其没有采取暴力、胁迫等方法强制猥亵乔某，没有证据显示乔某受伤，没有证据显示给乔某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因此，辩护人认为本案按治安案件处理比较恰当。
三、退一步说，即使刘某的行为构成犯罪，本案量刑也明显过重。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2009年6月1日在试点法院推广版本）第12条规定“非数额型一般典型犯罪，以法定刑中段略下为量刑基准。……法定刑仅为两个刑种的，以两个刑种的结合点为量刑基准（不同刑种的结合点，合议庭或独任庭可根据案情选择适用）”。 第111条规定 “猥亵儿童的，基准刑为有期徒刑一年，每增加一次，刑期增加六个月。造成轻微伤的重处10%。”第112条规定 “按本节规定对个案量刑时，合议庭（独任庭）根据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综合量刑要素考虑，依第一百零九条量刑时，可行使六个月以内的自由裁量权；依第一百一十条量刑时，可行使一年以内的自由裁量权。”
由此可以看出，即使上诉人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大，对刘某的量刑最高也不应当超过18个月。况且，现有证据显示，上诉人自案发后一直悔罪，一直请求被害人亲属的原谅，并且对被害人亲属的殴打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些都说明上诉人的人身危害性和社会危害性都较小。辩护人认为即使按刑事案件处理，在6-12个月期间内量刑较为合理。
辩护人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意见自2009年6月1日起仅在试点法院施行，但辩护人认为该意见仍然对全国各级法院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各级法院均应当参照上述原则进行量刑。
四、上诉人及其家属愿意给予被害人适当补偿。
事发当天，被害人的十余名亲属在公安人员赶到现场前，曾围殴上诉人，并当场将上诉人打晕。辩护人在会见上诉人时，上诉人对此表示不准备再追究被害人亲属的违法责任。另外，辩护人接受委托后，听取了上诉人及其家属的意见。上诉人及其家属均表示，他们还愿意给予被害人适当经济补偿，争取被害人及其监护人的谅解。
五、建议人民法院对上诉人适用缓刑。
《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
本案中，上诉人无任何不良记录，系第一次涉嫌违法犯罪。事情发生后，上诉人在被害人家属兴师问罪时就表示忏悔，对当即受到了被害人家属殴打式惩罚也没有怨言，其后又被羁押超过4个月，认罪态度一直非常好。
辩护人认为，对上诉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因此如果二审法院认定刘某行为构成犯罪，建议对上诉人适用缓刑。

尊敬的审判长：
接受被告人的委托，并指派律师 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律师接受委托后查阅了相关案卷。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强制猥亵妇女罪没有异议。现辩护人根据公诉人的公诉意见以及客观事实与法律，针对被告人的量刑及处罚提出辩护意见如下：
1、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自愿认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的相关规定，请法院在量刑时酌情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犯罪行为主观恶性不深。请法院在量刑时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被告人并不是蓄意强制猥亵受害人，而是因为被害人当时刚刚结束一场并不幸福的婚姻加上事前有钦酒从而导致了这一让家人都出其不意的举动。该行为固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是社会危害性不大。不幸福的婚姻给被告人带来消极的心理压力，事发时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作了了违法犯罪的事情，可见被告人的犯罪动机非常单纯，为了发泄自己心中的委屈，作出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对被害人造成了不必要的伤害。所以，被告人的行为虽然触犯了法律，但是毕竟与蓄谋已久的犯罪分子有明显的区别，屈于临时犯罪起意，主观恶性较小，请法院量刑时予以考虑。
3、被告人归案前一贯表现良好，是初犯、偶犯、没有前科。
被告人在归案前曾经做过保安，有着正当的职业及责任感。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和不良记录，更没有犯罪前科，这次犯罪事出有因，其没有充分的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是初次犯罪、偶然犯罪，其社会危害程度和主观恶性均与惯犯有着明显的区别，提请法院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5、被告人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
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这一态度是应当加以肯定的。被告人归案后，对整个作案过程主动的做了详细的供述，认罪态度好，坦白交待了所有的犯罪事实，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查清案件的事实，可以看出其有真诚的悔罪表现，比起拒不认罪、顽抗的被告人其社会危害性要小的多。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无论是从主观的犯罪动机，还是在归案后的认罪态度上，都可以看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无论是社会危害性还是主观恶性都不大，在这个前提下，法律应对被告人以教育为主，提高被告人的法律意识，以惩罚为辅，给被告人一个改正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故辩护人垦请法院酌情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判罚。

关于猥亵妇女儿童这个问题，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侵犯的客体是妇女的身体自由权和隐私权、名誉权。所谓身体自由权，是指妇女的身体的动静举止不受非法干预为内容的人格权，所谓隐私权，是指妇女所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其私有领域的不可侵犯（包括其身体不能偷看、猥亵等）是其重要权能所谓名誉权，是妇女所享有的就其自身属性和特点表现出来的社会价值而获得社会公正评价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