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云南守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杨家属的委托，并经过其本人的同意，指派我担任杨涉嫌受贿罪一案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仔细查阅了本案的证据材料，并参与了今天审判长依法主持的庭审活动，对本案案件事实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现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在案证据，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无罪辩护意见，望合议庭予以采纳：
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构成受贿罪的行为不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构成要件。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构成受贿罪属于法律认定错误，被告人杨依法不能成立受贿罪。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杨的行为缺乏受贿罪构成的客观要件。
被告人杨承诺为刘、李二人办理转正事宜的行为，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缺乏受贿罪构成的客观要件。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从概念可知，受贿罪要求第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即自己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及其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对于单纯利用亲友关系，为请托人办事，从中收受财物的，不应以受贿论处。
众所周知，局属于垂直管理单位，人事权根本不归地方管。被告人杨担任的职务仅仅是县局主管工作的副局长，他承诺为刘、李二人办理聘用制职工转为正式职工的事，根本不属于其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也无法凭借自己的职务之便完成，实际上是接受二人的委托，收取一定的费用，去省局找关系替二人办理转正事宜。
而且，根据被告人杨的当庭供述及办案机关的查实，县多年根本没有转正指标，即便是州局也没有人员转正的人事建议权，杨自己也坦言根本没有多少把握去做这个事，可见，被告人杨承诺为刘、李二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而是利用自己的熟人关系办理，显然缺乏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要求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收受财物这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二、被告人杨不存在受贿罪的主观要件。
被告人杨向刘、李二人索要的办事费用是专门用途的费用，事情不成，是要退回的，这个费用，和受贿罪索取和非法收受的财物有本质的区别。
被告人样虽然向刘、李二人索要了99800元现金，但是，在他内心，如果事情办不成，这些钱是要退回给刘、李二人的。事后，被告人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杨华退回了20000元钱，也表明了这种想法。当时，被告人杨因被高利贷债主威逼，万般无奈之下，才出此下策。最后，确定事情无法办成，是打算退钱的，只是自己已经无能为力。
三、如果仅仅因为被告人杨的副局长身份，就将他收取他人钱财为他人办事认定为受贿罪，显然与我们一贯宣称的法治精神严重相悖。
在社会生活中，往往有一些人支付一定的财物，委托他人办理相关事宜，这种委托关系，是我国法律不禁止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本案被告人杨不是副局长，而是一个善于交际、人脉广泛的个体户，他自己没有能力为刘、李办理转正事宜，但是他在省局认识几个朋友，于是，收取了刘、李二人的20万元钱，去为二人办理转正事宜，双方还说好“事情不成，如数退回”，那么被告人杨是绝对不可能构成犯罪的。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杨构成受贿罪，仅仅是因为他的副局长身份，拒绝承认领导也会以普通公民身份为他人办事的基本常识，而忽略了本案犯罪是否是其“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这一非常重要的前提，必然出现“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后果。如果据此认定被告人杨构成受贿罪，虽然表面上迎合了时下老百姓的反腐期望，实质上却践踏了法律，违背了法治精神。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杨虽然存在收受他人钱财，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客观方面的行为和受贿罪较为类似。但是由于其缺乏受贿罪“利用职务之便“这一重要客观要件，为他人办理转正事宜并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进行，该行为应该认定为受二人委托利用自己的熟人关系办理转正事宜的情况，与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构成要件不符。而且被告人杨也不存在受贿主观故意。因此，辩护人请求法庭依法予以审查，本着不纵不枉的刑事司法原则，准确查明案情，正确适用法律，对被告人杨作出公正判决，认定其无罪!
以上辩护意见，望合议庭予以采纳。谢谢!
辩护人：云南律师事务所
2014年03月06日。

问受贿罪共同犯辩护词是咋样的啊，辩护词有什么范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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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涉嫌共同贪污罪
为阐明辩护观点，辩护人将从法理说和情理说两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法理说
根据《刑法》和最高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的几个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见：【法释(2000)15号）】。
所谓共同贪污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的贪污犯罪行为。
它有以下特点：一是贪污行为人必须是两人(含二人)以上；二是行为人共同实施了非法占有公共(国有)财物或非国有单位财物的行为；三是行为人之间具有共同贪污的故意；四是各共同贪污犯罪人在共同故意支配下，彼此联系，互为条件；五是共同贪污行为造成了总和犯罪结果。即贪污总额是每个共犯共同故意造成的统一结果。
　但是，从检方所出示的证据，既看不到行为人李某共同实施了非法占有公共(国有)财物的行为；也无法印证李某与其他被告人之间具有共同贪污的故意；更没有李某与其他被告人在共同故意支配下，彼此联系，互为条件，在共同贪污行为下造成的总和犯罪结果。
让我们依据事实和法律对检方指控的证据进行具体的分析，并结合其他证据，以证明被告人李某没有共同贪污的主观故意和实施共同贪污的行为：
第
一、李某是济南某局货运处保价办负责理赔的工作人员，根据《某路货运事故处理规则》和理赔工作的具体实际，李某只负责对基层站段提报的货损理赔材料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即初步审查，之后还要经由其他分管领导或工作人员的复核审查，如：保价办主任陈某某、科长刘某的复核审批，才能转某局财务处支付理赔款。仅有李某一人的审查根本无法得到理赔款（见：卷17，66页，陈某某“关于保价办主任职责等”的证言；见：卷17，70页，刘某的证言以及“保价办事故处理岗位职责”）。
由此可见：审批理赔材料，李某是初审，之后由分管领导或其他工作人员的复核把关。李某是正常履行职务的行为，其中没有贪污的主观动机和主观目的；在上报理赔材料之前或之后，李某和其他被告人之间不存在共同贪污的意图和意思联络；货损赔偿金由某局财务处直接转入赔偿要求人公司的帐户，不存在李某将理赔款据为己有的机会和条件。
第
二、如果本案中存在虚报、瞒报货损理赔款的事实，也与李某没有直接关系，因为，根据有关货运理赔规定：货损事故发生后，由发生事故的分管货运安全的人员、分管领导以及铁路公安人员，对事故现场进行调查勘验并编制有关书面报告经分管领导层层审查签字批准，再上报某局货运处保价办。上述工作李某不仅无须参与，而且也不具备指使、暗示的条件。
检方的证据经质证不能证明李某参与了虚报、瞒报货损理赔款或有指使、暗示的行为。
第
三、有关证人均不能证明李某参与了共同贪污。证人周某某的证言只能证明，曾经开出租车载被告人马某某来到青岛，至于说马某某来青岛找谁、干什么均无法证明，更不能证明马某某是来送钱、送物给李某的。周某某的证言证明力极弱。
证人崔某某的证言，崔说，在青岛曾见过马某某并与其喝过几次酒。试问？喝过酒，见过面，就证明给李某送钱吗？这种证据不仅乏力，这种认识也经不起法律上的推敲。
证人梁某某作为某某站行李房的工作人员，只证明库存挂号车递的记录情况，不排除没有记录或者记录丢失的可能以及普通车递的情况。同时，在车递问题上梁某某的证言与被告人马某某的供述有较大不一致的地方，如：梁某某说使用普通信封，有7次挂号车递记录（见：卷17，50-53页），而马某某却说使用牛皮纸的大信封，有4-5次车递（见：卷16，109-110页，马供述。）。可见，梁某某与被告人马某某说法不一致，存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