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伤害罪侵犯的客体是什么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对贩卖毒品罪的客体，目前我国刑法学者主要持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贩卖毒品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毒品的管理制度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权利。另一种观点认为，贩卖毒品罪所侵犯的客体是我国对毒品购销活动的管制正确认识贩卖毒品犯罪所侵犯的客体，应从该罪的社会危害本质、相关刑事立法的价值取向以及其他构罪要件等综合分析判断。第一，贩卖毒品罪的本质特征，即最本质的社会危害，是行为人违反了毒品购销管理法规，进行“以毒换钱”“以毒换毒”等的罪恶交易，导致毒品的非法流通和蔓延，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第二，我国刑法设立贩卖毒品罪，是依法惩治违反毒品购销管理制度的行为，与贩卖毒品犯罪的危害本质相对应的。第三，该罪主观要件以“明知毒品而贩卖”为直接故意，而非危害他人的身体健康为目的。因此，该罪的侵犯客体应当是国家对毒品购销的管理制度这单一客体。就具体的法律制度而言，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品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管理办法》等法规以及我国政府参加的有关禁毒公约。相比之下，本罪若以“国家对毒品的管制”和“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复杂客体论，则不仅不符合贩卖毒品犯罪的本质特征，而且与刑法价值取向相悖，造成实践中对贩毒行为的打击不力。第一，毒贩尽管明知大量吸毒会对人体健康带来危害，但其贩毒目的并不是危害他人的身心健康。第二，我国刑法将“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以贩卖为目的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作为贩卖毒品罪惩治范围，说明对该毒品的真实用途以及是否确实对他人身心健康造成危害，并无刑法上的要求。因此，以复杂客体论，无疑将贩卖毒品这一刑法上的行为犯，人为视为以行为加危害结果的实害犯，有违立法初衷。第三，从毒品自然属性而言，虽然具有一定的毒害性，但无可否认毒品本身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合理控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使用，则是正常的药品，具有缓解病痛的功效，只有在长期依赖、大量吸食后，才会造成慢性中毒甚至死亡的危害后果。因此，若将“公民身体健康权”作为该罪客体之一，则一些零星贩毒以及用于治病或其他非毒害性吸食用途而非法出售毒品的贩毒行为，均因无法造成身体健康损害的危害后果而不能以贩卖毒品犯罪定罪处罚，这显然是人为缩小了贩卖毒品罪的范围，也不利于有效遏制毒品的非法流通，也是与我国刑法规定的“贩卖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完全不符。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洗钱犯罪侵害的客体是什么洗钱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关于金融活动的管理秩序、社会管理秩序以及司法机关查处犯罪的正常活动，且主要是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洗钱活动是近二十多年来伴随着毒品犯罪、等有组织犯罪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的一种新型犯罪活动，其主要危害在于、促进以攫取财产为目的的犯罪发生，破坏国家对金融活动的管理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秩序，阻碍司法机关查处犯罪的正常活动。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是一国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金融业日益崛起的今天，如何加强金融管理，形成稳定良好的金融秩序已成各国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对于正在着力于加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的中国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我国的金融秩序是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管理下，以各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为主体，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对于吸收存款、设立帐户等，中国人民银行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各专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在具体的业务操作中力行之。但由于种种原因，如金融机构自身管理、工作人员素质等方面的原因，使得犯罪分子洗钱有机可乘。犯罪分子洗钱活动的介入，使得正常的金融活动受到了干扰，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的性质发生了某些变化，甚至有些金融机构明目张胆地干起了洗钱这一类违法活动。这就破坏了中国人民银行对其他金融机构的有效管理，降低了有关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的资信，从而将引起资金的不正常流动。对于一个为洗钱提供便利的银行，客户会时刻担心它有可能被予以停业整顿甚至刑事处罚之类的惩罚，这样一来，他们还愿意把资金存入此银行吗?即使已存入，或许他们也会迅速地将资金调出，或进行投资或选择其他的银行。在一定时间内，这笔资金将为资金所有者现实地持有，而资金所有者现实地持有资金对社会，尤其是金融市场，金融秩序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倘若处理不当，就会引起金融市场的波动。同时，洗钱犯罪也严重侵犯了社会公共管理秩序，因为洗钱犯罪往往是有组织犯罪活动(如贩毒、买卖军火、、贿赂等)的继续。洗钱犯罪也严重地妨害了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因为洗钱犯罪的目的是要掩盖、隐藏并最终改变犯罪所得的性质，这无疑为司法机关的侦查、审判工作设置了障碍，主要表现在：一是调查难。把“黑钱、脏钱”转移到境外和洗白需要经过很多刑事环节，涉及方方面面，不仅需要侦查人员具有更加专业全面的知识，而且需要有更加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拨开迷雾，发现真相，查处的代价十分高昂。二是取证难。很多洗钱活动是通过犯罪分子自己或家族的私营企业来进行的，这类“企业”管理的家庭化、经营活动的不规范，财务帐目和基础资料的不完全，以及大量的现金交易和帐外交易，很容易成为分子洗钱的防空洞，也成为取证工作的难点。三是追赃难。由于分子急于把赃款(“黑钱、脏钱”)转移到境外，而且用违法犯罪手段侵占的财产不存在“成本”问题，他们往往为此不惜代价，而一些中介机构也往往看准这一点，狠狠斩一刀。一些分子为了把钱“洗白”，要在当地设立空壳公司，编造假的财务报表，虚报营业额和利润，在没有任何营业活动和收入的情况下，不断缴纳各种税收和保险，造成赃款的流失。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税率高达40%以上，企业所得税也达25%以上。在这种情况下，转移到那里的赃款仅纳税方面的损失就十分可观，即使通过种种途径最终追回了赃款，也所剩无几了。四是定罪难。一些已经案发的分子有很大一部分赃款被其利用洗钱行为隐藏起来，造成重罪轻判。立案后从职务犯罪嫌疑人家中收出与合法收入明显不符的巨额现金、存折、贵重物品，是能够证明其贿赂行为的重要犯罪证据，即使难以一一查实，至少也构成“”。但随着洗钱“水平”的提高，那种家藏金山银山的越来越少了，即使发现了，但能拿出“说法”的情况越来越多了，连“”也无法指控。可见，洗钱犯罪也严重妨害国家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使得有案难破、有罪不判、重罪轻判、漏罪等司法非正常现象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