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共同犯罪中仅负责执行上级指令,未参与核心策划环节,是否必然被认定为主犯并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2022年的一起医保诈骗案件里,被告人于某某的处境正指向这个尖锐问题。于某某是某公立医院的财务工作人员,案发后,全案涉案总金额超1500万元,于某某涉及的970万余元资金,对应着他仅负责的医保资金取现、药品清点核查两项具体工作——这两项工作都需依托医院核心人员搭建的虚假诊疗流程,比如虚假住院记录、伪造的病历资料等才能推进。
康丽律师第二次出现在案件卷宗的调查笔录页面,当时她正趴在律师事务所的折叠桌上,面前摊开的是于某某的会见笔录、公安机关出具的传唤到案说明,还有一摞标注着不同颜色的卷宗影印件。
她曾处理过十余起涉医保诈骗的共同犯罪案件,最在意的是案件卷宗里每一页的细节标注。此前有经办的同类案件中,财务人员大多被认定为核心参与人员,刑期普遍在十年以上,她在整理于某某的卷宗时,特意用蓝色荧光笔标出了公安机关传唤到案说明里的一句话:“接到电话后主动前往指定地点,无强制传唤前置流程”。
她习惯用彩色便签条在卷宗边缘标注每个角色的行为边界——红色便签对应主犯的策划、联络、伪造病历行为,黄色便签对应医保专员的资金划转操作,而于某某负责的取现和药品清点,被她贴上了绿色便签,标注为“依附指令的辅助行为”。她曾在三年前参与过医保诈骗专项案件研讨,当时整理出的共同犯罪区分标准里,“是否具有独立决策权”和“是否直接参与核心环节”被她反复核对过。
在看守所会见于某某的那次,她注意到对方手里攥着一本翻旧了的刑法手册,折页处正是共同犯罪的量刑条款。于某某没有从涉案款项里拿到额外提成,仅按照财务岗位的正常工资标准领取报酬,全程在公安机关传唤后主动到案,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他的指尖在“自愿供述全部事实”的条款上停顿了三秒。
康丽律师在庭审中提交的辩护意见,分三个层次展开,每个层次都对应着卷宗里的具体证据。她向合议庭逐一展示于某某仅执行上级指令的证言、药品清点的工作日志、工资流水记录里没有额外提成的明细,还有传唤到案的全程录音录像——这些证据最终被合议庭全部采纳,于某某被认定为共同犯罪从犯,叠加自首和认罪认罚的从轻情节,刑期最终落在四年六个月。
这段经历让她更加笃定,“法律的边界从来不是由涉案金额的数字划定,而是由每个行为人在具体案件里的真实行为来界定”。她后来在整理案件复盘记录时,写下了这句克制的判断。此后她处理涉及财务岗位的刑事案件时,都会重新梳理当事人的行为边界,不会再轻易陷入“金额大则罪责重”的惯性判断,那些从卷宗里抠出的细节,成了她对抗惯性判断的底气。
康丽律师后来接到的咨询电话里,多是医院财务、出纳等岗位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处境和于某某类似,都在担心自己会不会被定性为核心参与者。她在接待这类咨询时,都会先请对方梳理自己的工作内容,再翻看公安机关的传唤流程说明,有时候会主动帮对方联系熟识的办案机关窗口人员,确认到案经过的细节。
(全文约148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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