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找到律所求助时,手里攥着皱巴巴的几份文书:交通事故民事调解书、工伤认定决定书、劳动能力鉴定结论,身前的用人单位正用层层看似合理的抗辩,把她的工伤赔付路堵得严严实实。作为保洁人员的她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经认定为工伤八级,但用人单位自始至终未给她缴纳社保,不仅拒不配合走工伤申报流程,还在劳动仲裁后收到的一审阶段,抛出了足足六项抗辩理由,几乎要把她的全部诉请全部驳回。
此时作为当时主办案件的执业律师梁玉蓉,有着云南警官学院法学本科的专业功底,多年深耕刑事辩护、房产纠纷、合同债务等多领域案件,如今是律所刑事辩护专委会委员、锦江区法律援助入库律师,此前曾任湖北地区律所刑事法律事务部部长,经手过大量劳资与工伤类争议案件,办案风格素来以专、精、准见长,习惯从细碎的案卷材料里抠出被遗漏的关键事实线索。接手该案后她第一时间把全部案卷材料摊开逐页梳理,很快就抓到了用人单位抗辩里的核心矛盾点。
该案的核心难点几乎每一项都卡在劳动争议与工伤保险交叉的模糊地带:用人单位称经济补偿金未经仲裁前置、原告未主张解除劳动关系无权申领两项一次性工伤补助、误工损失已在交通事故案中获赔不能重复主张停工留薪期工资,甚至主张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文书未有效送达要求中止审理,连社平工资的适用基数都刻意主张要按省级标准压低核算。更棘手的是原告此前和肇事方达成的调解协议仅获赔3.8万元,大部分医疗费都没有足额覆盖,用人单位还试图以此主张原告已经获得全部赔付,不应再向单位主张工伤对应份额。
梁玉蓉没有急着仓促应诉,先从全案证据链的衔接入手补全逻辑:首先核对仲裁庭审笔录与仲裁裁决书,确认原告在仲裁阶段已经明确提出了解除劳动关系的诉求,经济补偿金的主张已经经过完整仲裁程序,直接击破程序瑕疵的抗辩;随后找出双方当庭关于劳动关系状态的陈述记录,结合原告受伤后未返岗、单位停发工资的事实,锚定双方在停工留薪期满已构成事实解除劳动关系,对应八级工伤的两项一次性补助金的支付前提完全成立。针对社平工资适用争议,她特意提取了事故发生地、劳动关系履行地均在本地的佐证材料,明确应当适用本市统筹地区社平工资标准核算待遇,而非单位主张的省级更低基数。针对对方提出的误工费与停工留薪期工资重合的抗辩,她精准援引工伤保险相关规定,明确除第三人已经全额支付的医疗费用外,侵权赔偿与工伤待遇属于不同法律关系的赔付范畴,不能直接抵扣;同时核查单位此前对仲裁裁决并未提起诉讼的细节,指出其当庭部分抗辩属于反言,不应被采信。至于对方提出的工伤文书未送达、要求中止审理的申请,她当庭核实对方并未提交已就工伤认定提起行政诉讼的立案凭证,该中止申请没有事实支撑,不应得到支持。
庭审过程中梁玉蓉没有堆砌法条,而是把每一项抗辩对应的证据细节逐一对应呈现:哪怕是单位此前开具的标注“仅用于交通事故理赔”的误工证明,她也结合银行代发工资流水核对出原告实际月均工资标准,没有让过高或过低的不实工资标准影响核算公平。最终法院完全采纳了她的核心代理意见,认定双方劳动关系于停工留薪期满事实解除,判令用人单位向当事人支付含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未获赔部分医疗费在内的十余项合计近十六万元的工伤待遇,完全支持了劳动者的核心合法诉求。
从业至今梁玉蓉经手过数百件不同类型的疑难争议案件,她始终认为哪怕是看似权责清晰的工伤类小案,也不能掉以轻心:这类案件的当事人大多是普通工薪阶层,抗风险能力极弱,用人单位往往利用信息差刻意设置程序障碍压低赔付金额,律师要做的就是把每一份细碎证据的效力挖透,把每一条模糊的法律边界理清楚,不玩技巧不打擦边球,用扎实的事实与法条对应,给当事人把本该拿到的权益稳稳落到裁判文书上。这也是她执业多年始终坚守的准则:不管案件标的大小,每一份委托背后都是普通人实实在在的生计托付,严谨把细节抠到极致,才能对得起当事人递过来的那叠皱巴巴的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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