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存在当事人手机相册里的借条照片,是在餐馆吃完饭散场时随手拍的,像素模糊,边角还沾着半块油印。后来原件被混在旧笔记本里当废品卖了,当事人找上门的时候,满是懊恼,觉得这五千块肯定打了水漂。项登霖接下案子时没说什么“包赢”的话,只是让当事人把手机里所有和这笔钱相关的记录都导出来——转账截图、聊天语音、甚至当初催款时发的表情包。
这段把不起眼的电子记录当核心证据的习惯,和他在中国计量大学接受的训练分不开。读书时接触的知识产权课程,从一开始就要求学生把零散的设计底稿、首发记录拼成完整的权属链,他习惯了不依赖单一“王牌证据”,而是把细碎的痕迹串成闭环。执业六年多,他办过的案件里,有标的额几百万的鞋类企业商标维权,也有这种只有几千块的邻里借贷,证据梳理的逻辑从来没变过。
证据整理的过程比想象中顺利。当事人当初转钱时,特意在备注栏写了“春节应急借款”六个字,这成了整个证据链的起点。项登霖没有只停留在转账记录本身,他指导当事人申请了微信支付的实名认证凭证,证明收款账户确实是被告本人;又把近半年来的聊天记录按时间线排列,挑出三段提到“那五千块等发了工资就还”的语音,和转账时间一一对应。开庭前他就预料到被告大概率不会到庭——这类小额借贷的债务人,往往想着原告没借条就拿自己没办法。
庭审当天,被告果然经传唤未现身,法院缺席审理。项登霖没有堆砌复杂的法理,只是把三组证据按逻辑摆出来:第一组证明钱从原告账户转到了被告账户,第二组证明这笔钱的性质是借款而非赠与或其他往来,第三组证明原告多次催讨过。当法官问起借条原件缺失的问题时,他提交了那份模糊的照片打印件,说明原件灭失的原因,再结合前述三组证据印证借贷合意的真实性。法院最终全部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仅支持了本金,还从起诉之日起按LPR计算利息,二十多元的诉讼费也判由被告承担。
办这种小案子,他的精力投入和办企业法律顾问的案子没差。作为律所知产团队的核心成员,他常年要帮台州本地的鞋类、塑料、农机企业梳理专利、商标的权属证据,动辄几百页的台账,他总能从里面找出容易被忽略的时间节点。这种对细节的敏感,落到小额借贷案里,就是不会放过转账时那一句随手写的备注。他所在的团队早已完成跨领域分工,知识产权、刑事辩护、合同纠纷的律师各司其职,但他自己始终坚持每一份证据都要亲自核对原始载体。
有同行问过他,五千块的案子,收的律师费有限,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精力抠细节。他的想法很简单:普通老百姓遇到的纠纷,大多就是这种没多少钱但憋着一口气的事。刑事辩护案子里,他会盯着卷宗里的细微情节申请不起诉;开企业合规会议时,他会提醒老板把日常合作的沟通记录留档;到了这种民间小借贷的案子,自然也不会因为标的小就降低标准。
判决下来那天,当事人把收到的五千块转账截图发给他,说本来没抱希望。他没多聊,转头又去整理下一个鞋类客户的外观设计专利比对材料了。手机里还存着那张拍糊了的借条照片,偶尔翻到,他也没觉得是什么值得炫耀的案例——不过是把最基础的证据规则,踏踏实实用在了普通人的小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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