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万口罩诈骗案，两被告获刑结果如何？

2020年10月，一场围绕口罩的诈骗案悄然上演。被告人刘X以销售口罩为名，通过中间人王X与被害人周X达成口头协议，约定以单价0.065元/个的价格出售430万个口罩，周X支付了货款279,500元。为获取周X的信任，刘X伪造了湖北X公司盖章的供货协议及装车视频，并将款项转入朋友谢X名下的银行账户。这起案件属于诈骗罪刑事案件，刘X和谢X为被告人。

案件起因是刘X利用口罩销售这一契机，实施诈骗行为。争议焦点在于案件应定性为普通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以及谢X在案件中的责任认定。刘X的核心诉求是希望能获得较轻的量刑，谢X则希望被认定为从犯并争取更有利的判决。

办案存在诸多难点。首先，证据方面，刘X伪造供货协议及装车视频，给查明案件真实情况带来困难。其次，罪名定性上，对于是普通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存在争议，需要精准研判。再者，共犯责任认定方面，谢X仅知“收违法钱”，对于其是否构成共犯以及责任范围需要仔细论证。最后，缓刑适用上，诈骗数额巨大，社会危害性较大，争取缓刑难度大。

刘映辉律师从2012年开始执业，是广东品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副主任。接手此案后，他采取了一系列破局思路。在精准定性辩护上，刘X辩护人主张本案应定性为合同诈骗罪而非普通诈骗罪，虽法院未采纳，但体现了对罪名适用的专业研判。在强化从宽情节方面，全面梳理并突出刘X、谢X的自首、认罪认罚、全额退赔、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法定与酌定从轻、减轻情节。针对谢X，重点论证其事前不明知具体诈骗内容，仅知“收违法钱”，主观恶性较轻，且作用次要，应认定为从犯。在争取缓刑适用上，两辩护人均提出适用缓刑建议，刘X辩护人主张“初犯、偶犯、悔罪态度好”；谢X辩护人强调“犯罪情节极度轻微、具偶然性”，虽“立功”情节主张被法院驳回，但也体现了积极争取的态度。在限缩责任范围上，谢X辩护人提出其仅应对分得的44,000元负责，虽未被采纳，但反映了对共犯故意范围的精细化抗辩。同时，推动家属及时退赔、促成被害人出具谅解书，为量刑从宽奠定事实基础；协助当事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争取检察机关出具相对有利的量刑建议。

法院经审理认定，刘X构成诈骗罪（主犯），数额巨大，在疫情防控期间假借防疫物资名义诈骗，依法从重；鉴于自首、退赔、谅解、认罪认罚，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谢X构成诈骗罪（从犯），虽对具体诈骗方式不知情，但对刘X实施犯罪具有概括故意，成立共犯；结合从犯、自首、退赔、谅解、认罪认罚等情节，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检察机关量刑建议获法院采纳，缓刑请求均被驳回。

律师价值

在本案中，刘映辉律师的独特作用显著。在证据重构方面，面对刘X伪造的证据，通过全面梳理案件细节，将刘X、谢X的自首、退赔、取得谅解等情节作为证据链条的重要环节，为从轻量刑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时机把握上，及时推动家属退赔并促成被害人出具谅解书，在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合适时间点协助当事人，争取到了检察机关相对有利的量刑建议。在法律适用上，虽合同诈骗罪的定性未被法院采纳，但对罪名适用的专业研判体现了对法律条文的深入理解和运用。

实践意义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诈骗罪案件，法院会综合考虑犯罪数额、犯罪情节、被告人的认罪态度、退赔情况等因素进行量刑。对于共犯的认定，会根据其主观故意和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判断。在疫情防控等特殊时期，假借防疫物资名义实施诈骗的，会依法从重处罚。同时，被告人的自首、认罪认罚、退赔、取得谅解等情节会作为从轻、减轻处罚的重要依据。

结尾

在这起29万口罩诈骗案中，刘映辉律师凭借对罪名的精准研判，全面梳理从宽情节，积极推动退赔和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等行动，为被告人争取到了相对有利的判决。虽缓刑请求未被支持，但在罪名定性、共犯责任认定等方面的精细化抗辩，体现了其在刑事案件辩护中的专业能力和丰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