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辩护领域,经济犯罪类案件一直是重点和难点。这类案件不仅涉及复杂的法律条文和证据规则,还关乎当事人的自由和财产权益。周文达律师,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自2020年执业以来,专注于各类刑事案件的精细化办理,尤其在经济犯罪类案件辩护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显著的成果。
周文达律师承办的案件类型多样,涵盖了诈骗罪、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内幕交易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走私犯罪、贪污罪、受贿罪等重点罪名。在处理这些案件时,他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他精准把握“从犯+坦白+退赔退赃+认罪认罚”多情节叠加的辩护策略,通过积极沟通检察机关、引导家属及时退赔并主动退缴违法所得,为当事人争取到“犯罪情节轻微不起诉”的最佳结果。在危险驾驶罪案中,他快速梳理案件轻重量刑情节,精准把握辩护核心,庭审中聚焦量刑环节提出多项从轻辩护意见,助力法院作出合理量刑判决。
下面以一起走私普通货物罪案件为例,详细介绍周文达律师的办案过程和策略。
涉案单位负责人B某名下的某文化艺术公司主营高端管乐器进口、销售与艺术培训,因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被某海关缉私分局立案侦查。侦查初期,海关初核偷逃税额超过100万元,B某面临三年以上实刑的刑罚。周文达律师团队接受委托后,面临着两大关键问题。
案件难点之一在于主体定性。侦查初期,办案机关倾向于认定B某个人犯罪,因为走私行为由B某对接境外供货商、支付货款、接收货物,资金流与个人高度关联。难点之二是税额核定。海关初期计核结果逼近110万元,一旦该数额被法院采信,即便认定单位犯罪,B某仍面临三年以上实刑。而且核定税额中存在数量重复计算和合法交易混入的问题。
针对这些难点,周文达律师团队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在主体定性方面,律师从单位犯罪展开体系化论证,形成书面辩护意见提交检察机关。指出走私行为系为公司经营所需,体现单位整体意志;全部违法所得归公司账户,用于公司日常运营;公司合法注册、持续经营,具备乐器进口与销售资质;涉案行为属于单位负责人履职行为。同时,律师检索并提交最高检企业合规典型案例、案发当地同类不起诉/缓刑案例,明确指出对该类案件的认定思路,最终检察机关采纳单位犯罪意见,将某文化艺术公司列为被告单位,B某认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在税额核减方面,律师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对《海关核定证明书》开展实质审查。发现核定税额中存在数量重复计算和合法交易混入的问题后,向检察机关提交详细法律意见,明确提出原核定证明书程序违法、事实错误,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最终,海关重新计核,核减近15万元,将最终偷逃税额定格在94.8万余元,落在100万元以下的降档区间。
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主动构建认罪认罚+全额退缴+合规整改+类案支撑的立体化从宽体系,并多次与承办检察官当面沟通。指导涉案公司全额退缴税款,启动企业合规整改,提交类案及不起诉的意见,最终检察机关作出量刑建议:被告单位某文化艺术公司罚金人民币95万元;被告人B某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缓刑二年。
庭审中,律师继续强化辩护意见,法院经审理,采纳全部量刑建议,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单位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罚金。被告人B某被判处缓刑。
这起案件具有多方面的典型意义。首先,成功实现了从“个人犯罪”到“单位犯罪”的转变,适用了单位犯罪更低的量刑标准,为当事人争取到了更有利的结果。其次,精准核减税额,将数额压至100万元以下,实现了降档量刑,为缓刑创造了法定条件。再者,通过主动与检察机关沟通,构建立体化从宽体系,体现了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积极作用。最后,企业合规整改的实施,不仅有助于企业规范经营,也符合当前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
在司法实践中,走私犯罪案件的处理对于维护国家税收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具有重要意义。此类案件往往涉及复杂的法律关系和证据链条,需要律师具备扎实的法律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周文达律师在这起案件中的成功辩护,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同时,也体现了刑事辩护律师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推动司法公正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对于经济犯罪类案件的处理,将更加注重证据的审查、法律的适用和当事人权益的保护,这也对刑事辩护律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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