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戚做伪证被拘留了，妨害作证罪嫌疑人怎么处理的啊？

辩护人、刑事诉讼代理人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一经发生，不论情节轻重，均可构成犯罪。”详言之，“当行为人以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行为方式犯本罪时，犯罪既遂的标准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威胁、引诱行为即构成犯罪既遂，至于证人是否在威胁、引诱之下已经违背事实改变了证言或者已经作了伪证，不影响犯罪既遂的成立”。可见，在我国传统学说的视野下，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不以发生危害后果为构成要件。这一结论源自我国目前关于“犯罪既遂形态的类型”之通说：根据我国刑法分则对各种直接故意犯罪构成要件的不同规定，犯罪既遂存在四种类型：
(1)结果犯，是指不仅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即以法定犯罪结果的发生与否作为犯罪既遂与未遂区别标志的犯罪；
(2)行为犯，是指以法定犯罪行为的完成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但是这些行为不是一着手即告完成的，按照法律的要求，这种行为要有一个实行过程，要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视为行为的完成；
(3)危险犯，是指以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
(4)举动犯，是指按照法律规定，行为人一着手犯罪实行行为即告犯罪完成和完全符合构成要件，从而构成既遂的犯罪。基于此分类，通说认为，该罪应属于行为犯，进而主张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应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已着手实施本罪的实行行为并达到一定程度作为既遂标准。

将注意力投向中国法院刑事判决书的说理之中，从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刑事审判参考》《人民法院案例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中寻找理论问题。相对于上述三条路径，这一视角存在三方面优势：第
一，立足于中国真实案例，探究裁判要旨所反映之理论问题。这里涉及指导案例与裁判要旨之关系——“指导案例是裁判要旨的出处，因此在适用裁判要旨的时候，指导案例的可比对性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裁判要旨虽然出自指导案例，它又在一定程度上相对独立于指导案例，具有更为宽泛的适用性。”第
二，该视角下的理论问题是以法院所认定之法律真实为根基的。详言之，法律真实不需要与绝对真实完全相符，经过庭审的举证、质证环节，依据控辩双方合法收集的相关证据，根据盖然性而非确定性所认定的事实即可。第
三，区别于辩护方的出罪倾向与公诉方的追诉倾向，法院具有相对的中立性，因此法院判决书所认定的故事版本更适合作为研究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