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让帮忙看孩子孩子自己跑出去，无偿委托与好意施惠算那个

好意施惠又称情谊行为，乃指“当事人间就其约定，欠缺法律上行为上的法律效果意思，无受其拘束的意思”［1］。通常，在当事人为行为时，有明确约定的则依明确的约定　来判别其为法律行为抑或为好意施惠。无明确之约定者，若是基于有偿的的约定，我们并不会产生契约关系与好意施惠之间的困惑，但若是基于无偿的约定，则往往在诸多情况下难以区分。王泽鉴先生认为：“其约定系无偿时，是否成立契约，抑仅为好意施惠关系，应解释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基本交易惯例与诚实信用原则及当事人的利益，从相对人的观点加以认定”［2］。梅迪库斯先生认为：“在不能认定当事人具有真正的意思的情况下，应当根据客观标准来判断是否存在受法律约束的义务。客观标准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风险，另一个方面是能否苛求有关当事人对这种风险承担责任”［3］，梅迪库斯先生进而展开分析道：“这种行为给一方当事人产生很大的负担，另一方当事人对行为具有约束力也没有紧迫的利益”［4］，那么这种无偿行为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因此，好意施惠并不是法律行为，不产生契约的效果。
而对于好意施惠而造成受惠人损害的，梅迪库斯、王泽鉴先生均认为施惠人原则上仍应就其“过失”不法侵害他人权利，负损害赔偿责任，惟过失应就个案合理认定。据此观点，依当然解释之方法，若施惠人对于受惠人之权利损害系基于故意者，当负损害赔偿责任自是不言而明。两位先生在其著作中均未提及施惠人造成第三人损害者，受惠人是否应当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笔者认为，受惠人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得主要从下面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其一、受惠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是否具有过错？好意施惠毕竟不同于雇佣关系，受惠人对于施惠人的行为不具备相应的控制能力，不宜采用无过错归责原则或过错推定归责原则。且雇主在承担雇主责任时，尚有损失预见、损失分担之能力与途径，而受惠人根本无此预见与分担之能力与途径。故受惠人应仅就其过错承担相应之法律责任。

好意施惠不同于《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的无因管理，因为无因管理行为实施时，被管理人不知道管理人在对自己的事务进行管理，被管理人也没有向管理人发出希望管理人实施事务管理的意思表示。好意施惠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的义务帮工有点相似，但义务帮工是法律行为，而好意实惠是事实行为。所以，好意施惠关系是一种普通社会关系，是一种情谊行为，而非法律行为。其特性是，施惠人基于情谊或为增进感情而无偿施惠于受惠人（并无法律拘束力），受惠人对施惠人无履行请求权，受惠人受益非不当得利。好意施惠关系也不是合同关系，对双方无法律上的拘束力，当事人之间也不产生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