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饰隐瞒罪和帮信罪哪个情节更重

“情节严重的”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罪的加重处刑规定。但是，对于何为“情节严重”，法律未作规定，目前也尚无具体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界定，导致司法实践中认定标准不一。司法实践中，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行为“情节严重”应综合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考量，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一、犯罪数额大小。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数额大小往往显现出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以及对正常司法活动和社会管理秩序的危害性，因此，数额巨大的行为应认定为“情节严重”，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中的有关规定，数额巨大应以五十万元以上为标准。二、犯罪行为次数。当犯罪行为的次数众多，超出了一定的量后，行为人此时往往具有较强的社会危害性，实践中甚至不少犯罪行为以买卖赃物为职业，影响及其恶劣，因此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次数众多的应认定为“情节严重”，结合《解释》中的有关规定，行为次数众多至少应为五次以上。三、原罪的轻重。我国刑法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不仅考虑到该行为妨害了司法机关对原罪的追诉，还考虑到该行为对原罪行为的助长性因素，因此，当明知原罪的行为比较恶劣，社会危害性严重时，也应加重对原罪行为起到助长性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的处罚力度。因此笔者认为，宜将明知是性质等团伙性犯罪、毒品犯罪以及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性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仍然进行掩饰、隐瞒的行为认定为“情节严重”。四、其他犯罪构成要素。包括犯罪主体的身份、犯罪行为的手段、犯罪行为的对象以及犯罪行为的后果。犯罪主体的身份往往会直接影响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如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的行为人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将加大对该行为的查处难度，因此对上述具有特殊身份的犯罪主体实施上述行为时应作为“情节严重”的认定因素;犯罪行为的对象，对实践中存在明知是管制刀具、毒品、淫秽物品等违禁品而掩饰、隐瞒的，以及明知是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而掩饰、隐瞒，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宜认定为“情节严重”;从犯罪行为的手段来看，利用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进行掩饰、隐瞒行为的也宜认定为“情节严重”;另外导致其他严重后果的掩饰、隐瞒行为也宜认定为“情节严重”。法律条文：《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没有财物数额的限制，只要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就构成此罪。该罪的定义是：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对于“明知”的认识程度：一是看赃物交易的时间、地点，如夜间收购、路边收购，对“明知”认识的程度就大于白天收购、市场收购；二是看赃物的品种、质量，如果赃物属于刚在市场发行的新产品，则不法来源的可能性就大，因为合法的所有者不会轻易卖掉，除非抢劫或盗窃所得赃物；三是看交易的价格，是否显著低于市场价值，根据经验，一般卖赃者所得赃款仅仅是赃物鉴定价值的三分之一左右；四是看有无正当的交易手续，卖赃者是否急于脱手；五是看赃物与卖方身份、体貌的匹配性以及卖主对赃物的了解程度，等等。然后分别列出可证明“明知”的基础事实和可反驳“明知”的基础事实进行分析比较，再结合人们一般的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判断哪一方的事实和理由更为充分可信，最后推出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