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关于打印遗嘱的法律效力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随着电脑的普及，当事人以电脑打印遗嘱的情况越来越多。在公证遗嘱、律师见证遗嘱中，现在大多以打印件的形式出现，由于在公证和律师见证的过程中，公证员和律师都会核对立遗嘱人的身份、并对立遗嘱人作相应的笔录，而后再以打印件的形式制作遗嘱，所以，在这类形式的遗嘱中，只要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打印件的法律效力理应予以认定。
但在自书遗嘱中，打印的自书遗嘱是否应予以认定，现在还存在不同的认识。
第
一，持支持观点者认为，目前，电脑书写已逐步代替了笔墨书写，2005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也确立了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虽然该法
第三条规定，民事活动中的合同或者其他文件、单证等文书，当事人可以约定使用或者不使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但上述规定不适用涉及婚姻、收养、继承等人身关系等其他情形。所以，只要是被继承人亲自所打印的遗嘱，理应认定为有效。
第
二，持否定观点者认为，遗嘱不同于合同，合同是当事人签名确认后即开始生效，遗嘱生效的首要条件是遗嘱人已经死亡，发生纠纷后，往往是众口纷词，很难还原客观事实，仅能通过各种推断来分辨遗嘱是否出于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目前，《继承法》对遗嘱的形式要件作严格规定，其立法目的是为了保证遗嘱的真实性。打印件遗嘱因立遗嘱人已不在人世，外人无法分辨遗嘱内容是否真实，立遗嘱人立遗嘱时是否有行为能力，订立遗嘱是否存在骗签和胁迫签名，或在空白纸张上先有签名后打印等情况。电脑打印的遗嘱，因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很难判断其真实性。
打印遗嘱要被认定为有效性，应有其严格的认定。笔者先从几个实务案例出发进行讨论。
案例
一：孙某去世后，其两个儿子孙甲和孙乙作为其仅有的两个法定继承人发生遗产继承纠纷。孙甲作为原告主张按法定继承原则来继承遗产，孙乙主张按遗嘱继承来继承遗产，并且提供了一份由孙某签字的打印遗嘱。在本案中无其他证据，孙乙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份打印遗嘱的出处、由谁打印。孙甲对于孙乙提供的该份遗嘱不予认可，认为被继承人孙某是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文化程度较低且生前不曾学过电脑打字，所以该份遗嘱是孙乙伪造的。认为，在孙某不具备打字的能力且没有其他证据能印证的情况下，很难认定该份遗嘱系孙某生前所制作，故应认定孙乙提供的打印遗嘱不具备遗嘱合法成立的要件，本案按法定继承原则处理。
案例
二：被继承人马某去世后，其法定继承人为母亲马甲、妻子刘某和女儿马丙。马甲为继承马某的遗产，以刘某和马丙为被告诉至，认为本案应按法定继承原则处理。刘某和马丙应诉后，提供了一份马某的自书打印遗嘱，在该份遗嘱上，马某将其合法财产均留给了妻子和女儿。马甲对于该份遗嘱上的马某的签字予以认可，但认为非有效的遗嘱。针对该份打印遗嘱是否为马某的生前真实意思表示，刘某和马丙认为，马某系公司经理，日常工作生活中经常使用电脑打字。刘某和马丙提供了马某生前工作单位中所使用的电脑，该电脑上存有该份打印遗嘱的电子档，且存档日期与该份遗嘱的手写日期相同。认为，刘某和马丙所提供的一系列证据均能证明被继承人马某生前会打字，且该份遗嘱在很大程度上系马某生前所制作，故应认定刘某和马丙提供的自书遗嘱符合法律规定，本案按遗嘱继承原则继承相关的遗产。
从上述的案例出发，笔者认为自书打印遗嘱除具备遗嘱成立的相关必备要件外，还需具备以下形式要件：
1、亲自打字和打印。打印遗嘱是由电子文件转化而来，不可能像亲自书写的遗嘱一样只存在唯一性，如要认定其真实有效性，必须是立遗嘱人亲自打字和打印。由于在案件审理中，立遗嘱人必然已经去世，如何认定系其亲自打字和打印的，常需依靠证据优势原则和办案法官的生活常识。例如，立遗嘱人生前是否常通过使用电脑打字进行文字操作;该打印遗嘱的电子版本是否存在于立遗嘱人经常使用的电脑中或电子媒介中(当然，立遗嘱人有时候并不使用这些电脑进行操作)。如果立遗嘱人自己不会打字，而是请他人代为打字和打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该份遗嘱是否应认定为自书遗嘱呢?笔者认为，此类打印遗嘱虽然可能口授了相关遗嘱内容，但是由他人代为打印的，故该份遗嘱在一定程序上可以被认定为代书遗嘱。主张遗嘱继承的当事人需提供证据及证人，证明遗嘱是他人代为打字和打印的。
2、立遗嘱人签名、并注明年、月、日。由于是自书遗嘱，故必须有立遗嘱人亲自签名。如果当事人证明遗嘱电子稿保存于立遗嘱人的个人电脑中，但遗嘱上缺少立遗嘱人亲自签名的，就很难认定遗嘱的真实性。如果遗嘱缺少订立遗嘱的时间信息，笔者认为应当探寻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具体案情作出分析。
例如，浙江省曾经审结的一起遗嘱案件，对于如何认定自书打印遗嘱的效力，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司法经验。在该起案件中，涉案遗嘱由电脑打印生成，仅有落款“某某某”为手写字体，未注明年月日，当事人未提供其他证据。一审认为，自书遗嘱应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该遗书属电脑打印而成，仅有签名，及未注明遗书形成具体时间，不能认定为自书遗嘱，故本案中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分割遗产。后当事人提起上诉，二审审理后认为，只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民事行为才能确定无效，电脑打印也是遗书书写的一种方式，遗嘱人为普通公民，法律无法要求其所留遗嘱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且《继承法》中并未规定打印遗嘱未注明年月日属于确认无效。二审最终认为，形式要件欠缺的遗嘱同样属有效遗嘱，故据此予以改判。当事人又申诉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浙江省高院审查了遗嘱未注明年月日信息的事实后认为，遗嘱虽然未注明年月日，但这并不能否认遗嘱的效力，继承法并没有规定未注明日期的遗嘱属于无效，该遗嘱意思表示真实，符合法律规定，属有效遗嘱，故驳回当事人的再审申请，维持原判。
笔者认为，与专业法律人士相比，普通公民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可能并不非常深入，故法律不应对普通公民从事的民事行为设立过于专业的标准。普通公民所立的遗嘱即便形式上稍有欠缺，但只要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可以认定遗嘱的法律效力。

问我想知道关于打印遗嘱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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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比照书写遗嘱来认定打印遗嘱的法律效力
　　遗嘱是指具有完全自由的遗嘱人在生前合法处分自己的遗产等事务，并于其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因为遗嘱的特殊性和证明的高难度，继承法规定其必须符合基本的构成要件，即，基础要件——立遗嘱时遗嘱人具有遗嘱自由；实质要件——遗嘱内容真实且合法；形式要件——遗嘱符合基本形式要求。
　　
1.打印遗嘱的法律属性和法定类型应当通过合理的法律解释来确认。学者与实务工作者对打印遗嘱的法律属性和类型多有争议，在为数不少的具体案件中，法律适用和裁判结果也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同案不同判”严重损害了司法的公正与公信。分歧的关键症结就在于，继承法（含司法解释）规定的遗嘱书写工具是“笔”而非电子打印系统，且打印遗嘱存在难辨真伪或何人所书之虞。但是，1985年继承法制定、实施时，“笔”是当时的主流书写工具，打印系统非普通人所奢求；而时至今日，电子打印系统取代“笔”而成为绝大多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书制作工具。技术的突飞猛进带动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这已超出当时立法者的预料；而继承法也没有及时修订来消除法律漏洞。因此，法律适用应通过解释方法填补漏洞来回应并适应社会重大变化，以实现公正目的。
首先，要式遗嘱（满足一定的形式要件）的立法目的并不排除遗嘱书写工具的变化。遗嘱的要式性主要为了保真（确保遗嘱内容真实、合法）和保全（保证遗嘱人的遗愿尽可能得到全面尊重和遵守），其中，要式是手段，保真是中心，保全是目的，最终实现对死者人格尊严的维护。如果遗嘱内容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能得到证实且具有关键性的形式构成要素，仅仅因为遗嘱书写工具不属于继承法明文规定的“笔”，从而认定其为非法定型遗嘱而降低其效力位阶，甚至被认定无效，这都明显与人权保护的时代精神不吻合。
　　
其次，从制作书面文书的作用上，电子打印系统如同传统的“笔”，两者具有本质的一致性，都被用来将人的主观意思转化为文字并固定在特定介质上。打印或“笔”书遗嘱，都是为了记载、固定并保存遗嘱人的遗愿，都具备了法律规定的基本要式性，因此，将打印遗嘱比照“笔”书遗嘱来适用继承法的相关规定，更符合当下的实际情况。
　　再次，对于打印遗嘱是自书遗嘱还是代书遗嘱，关键要看遗嘱形成与固化受何人的意志所控制或主导。遗嘱人或亲自或主导他人操作打印工具，只要由其意志主导遗嘱的制作和固化，则该打印遗嘱应属自书遗嘱；相应地，遗嘱人仅对遗愿进行陈述并对遗嘱内容真实性予以确认，而书面遗嘱的制作和固化均由见证人主导完成，该打印遗嘱就是代书遗嘱。
　　
2.2010年的打印遗嘱属于代书遗嘱，但其形式欠缺关键构成要素且没有得到有效弥补。
首先，本案的打印遗嘱属于代书遗嘱而非自书遗嘱。非常明确的是，张某没有能力亲自操作电子打印系统来打印遗嘱。至于当时张某能否主导该打印遗嘱主文的形成过程，除作为最大受益人的原告本人单方陈述外，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相反，当时张某不能自主行动，也仅能以点头回应他人，表明其当时基本丧失语言表达能力，这意味着，张某当时没有能力要求他人按照其意愿制作遗嘱。
其次，作为代书遗嘱，该打印遗嘱没有适格的见证人。代书遗嘱的关键性形式要素之一就是：见证人现场见证并由其中之一代为制作，其意义在于事后更准确地还原立遗嘱时的实际状况和具体细节。但是，本案中，因主导该打印遗嘱的制作与完成的人没有署名而不确定，而原告是遗嘱继承人，他们不是继承法规定的适格见证人。而两个署名律师，他们没有现场见证并主导遗嘱主文形成过程；在原告家没有见证遗嘱人对遗愿的有效表述并重新主导制作书面遗嘱；没有基于张某的特殊情况对当时张某的神志是否清醒以及是否具有意思表示能力进行必要的核实，说明他们没有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因此，他们也不是适格的见证人。没有适格见证人的代书遗嘱不具备必要的形式要件。
　　3．现有证据难以证明2010年的打印遗嘱是张某真实意思表示。遗嘱内容的真实与合法，是遗嘱有效的核心要件。但本案中，打印遗嘱内容的真实性没有得到必要的证明。其
一，虽然张某和两律师对打印遗嘱进行了签名，但遗嘱人仅能点头回应，这表明当时遗嘱人不能口头表达或不能口头清晰表达自己的遗愿，该遗嘱也就不可能是根据遗嘱人自己的表述来制作的。其
二，原告仅照顾张某两年，并没有证据显示其因此而失去经济收入和来源，打印遗嘱中的内容“张甲为照顾张某而失去主要经济来源”就颇显突兀；与被告相比，原告对张某所尽赡养义务较少，遗嘱人放弃原来有利于被告的自书遗嘱而重新设立有利于原告的遗嘱，明显欠缺动机。据此，2010年打印遗嘱不可能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4．2010年的打印遗嘱设立时遗嘱人是否具有遗嘱自由不能确定。遗嘱自由包括遗嘱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神志清醒和必要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意思表示与行为自由（不受外来不法干预）。本案中的打印遗嘱设立时，如前所述，张某已高龄九十
一，生活基本不能自理且丧失必要的语言表达能力，仅凭原告的单方陈述也不足以证明张某的神志清醒，因此，虽然理论上张某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当时并不具备应有的遗嘱能力。尤为重要的是，原告主导了这份打印遗嘱的整个形成过程，张某不是通过法律认可的方式，如口头表达或简单书写等方式来与律师交流，而是仅仅对他们的询问作点头示意，这都表明当时的张某根本不具备意思表示与行为自由所必需的身体条件和精神状态。事实上，打印遗嘱主文何时形成，如何形成，遗嘱人有无进行意思表示，其意思表示与该遗嘱内容是否一致，其意思表示和遗嘱行为是否受到胁迫，等等，都存在重大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