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贤龙接手性侵幼女案，精准辩护实现最低刑

一份证据清单上，密密麻麻记录着电子数据、聊天记录、酒店流水等信息，余贤龙律师的首次独立办案就围绕着这份清单展开。这是一起性质敏感、量刑极重的性侵未成年人（幼女）刑事案件。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通过网络社交软件认识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被害人，明知或应当知道对方系幼女，仍多次在酒店内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涉嫌强奸罪，且情节恶劣、社会影响大。

接案后第1天，余贤龙便全面阅卷，仔细梳理全部电子数据、聊天记录、酒店流水、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他精准识别出本案最大辩护空间在于主观认知、自愿交往、认罪认罚、谅解。在“累犯+幼女+多次”三重极重情节下，他开始寻找从轻突破口。

接案第3天，余贤龙重点梳理双方聊天记录、年龄表述、被害人外貌特征、交往过程。他提出被告人主观上并非“明知幼女”，而是被误导、存在合理认知偏差，交往具有网恋自愿属性，无暴力、无胁迫、无强制，从根源降低主观恶性评价。

接案第5天，余贤龙意识到本案最难突破的是未取得谅解、无法大幅从轻。他主动、耐心、多次与被告人家属沟通，协调其足额赔偿、真诚道歉。经过努力，成功拿到正式书面谅解书，为案件从轻奠定了决定性的从轻情节。

立案后第10天，余贤龙结合最新刑事政策、未成年人保护平衡原则、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前科性质、本次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精准论证“累犯从重，但本案可最大限度从轻”。同时，他对全部电子数据、聊天记录、证人证言、酒店证据逐条质证、精准抗辩，排除不合理放大指控的部分，保留事实、弱化恶性、强化自愿、降低社会危害性评价。

庭审当天，余贤龙逻辑层层递进、法理精准、情理兼顾、语言沉稳、重点突出。既尊重未成年人保护原则，又兼顾被告人教育挽救，平衡各方利益。

最终，法院审理后全面采纳余贤龙的核心辩护意见。充分考量被告人对被害人年龄主观认知存在合理误区，双方系网恋关系，交往过程具有自愿成分、非暴力胁迫，被告人认罪态度诚恳、自愿认罪认罚，被告人家属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及家属书面谅解，结合累犯从重、情节恶劣、未成年人保护等因素，最终平衡量刑。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采纳公诉机关量刑建议下限，实现案件最轻刑罚。

结案后，余贤龙在笔记本上记了一句话：“每一个案件都需要从多个维度去挖掘辩护空间，不能被表面的困难所吓倒。”这次经历让他在后续的刑事辩护案件中，更加注重对证据的细致梳理和对主观认知的深入挖掘，也让他在面对疑难案件时更加坚定地寻找从轻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