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和家属来说,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那一刻起,时间就以另一种方式流逝:每一步程序的走向,都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处境。当地的不少家庭在这样的时候手足无措,不知道律师能在哪个阶段发挥什么作用,也不知道哪些话该说、哪些材料该备、哪些权利还来得及主张。曾丽律师是在当地从事刑事辩护的专职律师,她的执业工作,就发生在这样一个个具体而紧迫的节点上。
曾丽律师是刑法学方向的法学硕士,中国共产党党员,2016年起正式执业,现执业于四川德珩言律师事务所,担任律所合伙人、刑事法律事务部负责人,兼任当地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同时是当地女企业家协会会员。执业之前,她曾在某大型房地产公司工作,对企业经营中的风险与内部运转有直观的认识。执业至今,她累计承办各类刑事案件一百余件、各类民商事案件数百件,并发表过虚假诉讼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等学术论文,理论功底与实务经验在她身上是连贯的。从刑法学方向的研究生训练,到企业岗位上的历练,再到专职执业,她的职业路径决定了她看案件既有理论纵深,也接得住实务的地气。
从她办理的案件看,辩护工作大量发生在审判之前。多起案件在侦查阶段即撤销案件,或在审查起诉阶段由检察机关作出证据不足的不起诉决定,涉及的罪名包括故意杀人、盗窃、寻衅滋事、制造毒品、开设赌场等;还有重罪案件经二审法院发回重审,量刑最终依法发生变化。这类结果的取得,依赖的是在程序早期就介入:通过会见了解真实情况,通过阅卷比对证据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再以法律意见等方式与办案机关充分沟通,把问题解决在指控成形之前,而不是等到庭审才仓促应对。在她办理的多起案件中,撤案与不起诉都是办案机关在充分听取辩护意见、审查在案证据后作出的处理,早期辩护的质量直接影响着案件的走向。
她辩护过的一起受贿案件,可以看出量刑辩护的思路。当事人原是某银行的部门负责人,因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被诉,到案后主动交代了主要犯罪事实,涉案款物已全部追缴。辩护中,她围绕自首、退赃、认罪认罚等法定和酌定情节展开,提出本案定罪证据形态单一、以言词证据为主,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节约司法资源,认罪意愿真诚等意见,并请求对其适用缓刑。法院经审查采纳了其中大部分辩护意见,依法予以减轻和从轻处罚,仅对缓刑部分未予采纳,辩护意见与裁判理由之间的对应关系清晰可见。对辩护律师而言,量刑辩护不是简单求情,而是把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逐一对应到证据上,让法院的每一步裁量都有据可循。
在她看来,刑事辩护的价值不在于对结果的口头承诺,而在于把每一个法定和酌定情节用到实处,让当事人的行为获得与其责任相称的评价。证据不足的坚持不诉,情节具备的争取从宽,罪名认定的争议据理澄清,这些工作都需要扎实的刑法学功底和对司法实践的熟悉。她同时办理民商事案件,两类业务并行的执业结构,让她能从更完整的视角看待当事人的处境,也让她在处理与企业经营相关的案件时多一分对商业逻辑的理解。许多刑事案件的起因都藏在经济往来之中,看得懂背景,辩护意见才能更有针对性。
作为律所刑事法律事务部的负责人,她也参与团队办案的组织与质量把控,把研究生阶段接受的刑法学训练延续为对疑难问题的持续钻研。对当事人和家属,她注重讲清程序节奏与可能的空间,让家属知道每一个阶段能做什么、该做什么,避免因不了解程序而错失时机;面对重大、疑难案件,她习惯把辩护意见建立在证据审查与法律论证之上,做到切实、有效。律师费之外的沟通同样重要,她通常会把每个阶段的工作内容、可能的结果区间向家属说明,让委托建立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
综合来看,涉嫌毒品犯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财产类犯罪以及职务类犯罪被追诉的当事人及其家属,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阶段需要专业辩护意见的,都适合向她咨询;企业经营者关注刑事风险防范的,也能借助她既有企业工作背景又有刑事辩护经验的双重视角。刑事案件的关键常常在早期,越早把事实与证据交给专业人士梳理,可以选择的路径就越多,当事人的余地也就越大。家属能做的,是尽早保存好与案件相关的材料,第一次咨询时如实陈述,不隐瞒也不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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