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行贿类刑案自行核对账目易踩事实认定误区

当事人老赵当初被带走的时候，家里人手里攥着半箱皱巴巴的银行流水单，翻了快一个月，还没捋清楚哪笔钱是正常借款，哪笔是给网站编辑的删帖费用。

他们一开始没打算找律师，想着自己把每笔转账的来龙去脉写清楚，交到办案机关就能说清情况，直到后来收到起诉意见书，才发现罪名涉及两个不同的行贿类罪名，金额加起来的指控已经超出了他们之前的预估。

陈晓伟律师接手这个案子后，第一时间安排了去看守所会见当事人。

那次会见的时间比常规会见久了近一个小时，他没有先对着起诉书核对细节，而是先把老赵这几年和两名涉案编辑的所有往来节点逐一列出来。

两人之前完全没见过面的前提，也是在这次深度沟通里才明确的。

家里人之前整理的材料里，特意把老赵提到的“借款往来”单独标了红，还附了几张手写的情况说明，想证明部分转账不属于行贿款。

但这些自行补充的材料，恰恰是这类交叉行贿案件里容易踩的坑。

很多当事人家属会按照日常民事交往的逻辑，把双方的资金往来拆分出普通借贷、合作款项等不同性质，却忽略了这类案件的主要判定标准，不是有没有借条，而是款项背后的实际用途和双方的前置约定。

陈晓伟律师核对完所有在案证据里的证言笔录，又把数十张银行汇款凭证逐张比对，发现所谓的“借款”，根本没有约定还款时间、利息这类普通民间借贷的必备要素。

老赵自己也提到，当初转这笔钱的初衷，是为了和对方保持长期删帖合作，之后的删帖费用直接从这笔钱里抵扣，连特意办储蓄卡单独转账，都是对方提出来规避单位检查的要求。

这个细节如果没有当面和当事人核实透，很容易在后续辩护里出现逻辑偏差。

这类涉及媒体行业从业人员的行贿案件，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程序点，就是涉案人员的身份性质认定。

两家涉案单位的背景不一样，两名编辑的岗位隶属、工作权限对应的身份属性，直接决定了后续适用的罪名，一旦身份定性出错，整个案件的法律适用都会出现偏差。

陈晓伟律师针对两名编辑的所属单位性质、岗位职责范围，逐一梳理了对应的证据材料，把两家单位的国有资本占比、相关岗位的任职文件这些外围材料也纳入了梳理范围。

这类刑案里，很多当事人到案后会下意识只交代自己印象最深的几笔大额转账，反而容易遗漏部分小额的、用途模糊的往来记录，最后导致自己认可的供述和在案的流水明细对不上。

老赵最开始的几份笔录里，就有几笔小额转账没有提到，他自己以为那几笔是之前日常的其他协作费用，和删帖没关系，直到律师把流水和对应的删帖操作记录摆在一起核对，他才想起那几笔对应的具体操作场景。

之前家属自行整理材料的时候，还曾想找当年和老赵有过合作的几个第三方人员出具情况说明，证明这些转账属于正常的商业往来。

陈晓伟律师了解这个想法之后，及时提示了这类操作的风险，这类自行调取的证人证言，如果没有和在案的客观证据形成对应，不仅不会被采信，反而可能生出新的事实争议点，拖慢整个案件的推进节奏。

庭审阶段，老赵当庭提出的双方存在借款往来的辩解，结合全案的证据链条，最终没有被法院采纳，法院也在判决里明确说明，该部分所谓借款本质上还是基于违规删帖的利益输送，不属于正常民间借贷。

但辩护人提出的当事人到案后如实供述、系初犯偶犯无前科的情节，法院最终予以采纳，在量刑时进行了酌定考量。

这类同时涉及两个不同行贿类罪名的案件，数罪并罚的量刑区间和单一罪名的量刑有明显区别，很多当事人家属最开始容易只盯着总金额，忽略不同罪名对应的定罪标准差异。

在北京本地办理这类案件，还要注意本地司法机关对经济类刑案的事实认定标准，对于“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判定，会结合行业监管规则、行为的实际影响综合考量，不会只看当事人有没有拿到直接的经济收益。

陈晓伟律师执业多年来，专注于刑事辩护、刑事法律风险防控以及企业合规相关业务，此前发表的《想说无罪不容易》一文，被收录于法律出版社出版的《辩策-盈科精选刑事案例》中，也曾作为央视12套《我是大律师》节目首批嘉宾，多次接受多家媒体采访，就刑事领域的热点问题发表专业评论，还曾受聘担任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模拟法庭专家评委，2015-2024连续九年获评盈科全国优秀刑事律师。

他始终认为，刑事辩护的主要不是刻意找程序瑕疵钻空子，而是在现有证据框架内，把当事人符合法定、酌定从轻情节的事实准确梳理出来，提交给法庭，帮当事人获得符合案件实际情况的处理结果。

这类涉网络删帖的行贿类案件，近些年并不少见，很多从事相关信息服务行业的从业者，容易以为给网站编辑点好处费删帖只是行业潜规则，不会触及刑事红线，直到被立案调查才意识到行为的性质。

平时做好刑事合规层面的风险排查，远比事发后再想办法补材料、找关系要稳妥得多。

对于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这类案件，也别盲目自行整理证据提交，先把主要事实对应的法律关系理清楚，再稳步推进后续的程序，才能少走不必要的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