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挖从宽情节为跨境网络赌博案件当事人争取缓刑

2022年某地发起一起跨境网络赌博集群专案侦查，该案由公安部挂牌督办，涉案的赌博集团总部位于菲律宾，全案关联流水达数十亿元。当事人付某入职该集团技术项目组从事基础运维工作未满一年，在集团被统一收网时连同百余名涉案人员一同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家属委托律师介入时，全案涉案人员普遍面临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预判，家属最初仅抱着争取少判几个月的预期前来委托。最终律师提交的多项辩护意见被办案机关采纳，付某成功获取缓刑处理。

境外某集团早前依托国内人员开发多款棋牌赌博应用，将国内用户引流接入境外赌博平台，通过抽水、杀数等模式累计非法获利规模庞大。付某此前从事互联网基础运维工作，经朋友介绍入职该集团下属项目组，仅负责棋牌应用上线后的常规服务器测试、日常故障排查等辅助性工作，入职期间累计领取薪酬十余万元，从未参与集团的运营决策、分成规则制定，也不接触核心赌资流转链路。

2022年专案收网后，付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供述了自己的工作内容，也配合退缴了全部所得，案件侦查终结后以开设赌场罪移送审查起诉，基于全案的涉案规模，按照当时的量刑指引，情节严重的参与人员普遍建议量刑三年以上实刑。

律师接手该案时，案件的代理障碍十分突出：一是案件层级特殊，作为公安部督办的跨境专案，办案机关的证据链搭建覆盖了全集团的组织架构、资金流水、后台数据，全案证据体量庞大，常规从宽辩护的空间极小；二是法定量刑门槛明确，按照当时的司法解释，跨境网络赌资流水超300万元即属于开设赌场罪“情节严重”，对应的量刑档位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即便认定从犯减轻处罚，也普遍在三年以上量刑，适用缓刑的难度极大；三是当事人自身对案件的认知存在偏差，误以为自己只是普通打工者，不明白为何会被认定为犯罪，初期的供述细节存在多处与客观事实不符的表述，可能影响后续从宽情节的认定。

接受委托后，律师第一时间申请调取全案卷宗材料，先后耗时一周逐页梳理数百本卷宗的证据细节，重点核对付某在整个犯罪链路中的实际作用：首先从其岗位属性切入，剥离其作为普通运维人员与集团核心管理层、核心运营人员的层级差异，明确其仅领取固定薪资，不参与平台分成、不接触核心赌资，在共同犯罪中完全处于辅助次要地位，属于典型的从犯；其次逐一核对付某的入职时间、工作内容对应的后台操作日志，剔除了不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记录，精准核减其主观认知对应的涉案程度；随后整理全案同类岗位人员的获利情况，将其获利金额置于全案参与人员中做横向对比，凸显其主观恶性极低、参与程度极浅的特征。

在审查批捕环节，律师第一时间向承办检察官提交书面辩护意见，重点论证付某具备自首、全额退赃、认罪认罚等多项从宽情节，且无继续羁押的必要性，反复与承办人沟通适用缓刑的可行性。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律师再次将整理的类案检索报告附卷提交，结合同类情节人员的裁判先例，明确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显著低于核心涉案人员，请求法庭结合其实际参与程度在法定刑以下进一步减轻量刑。

法院最终审理认定，付某作为跨境赌博犯罪集团的底层辅助人员，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认定为从犯，结合其自首、全额退缴违法所得、自愿认罪认罚等情节，对其减轻处罚，最终以开设赌场罪判处付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同批次判决的其余数十名核心岗位人员均被判处实刑，付某系同批人员中较早走出看守所的涉案人员，当庭释放后回归正常工作生活。

本案裁判结论仅针对个案，不代表同类案件均可获得相同结果。

作为深耕刑事辩护领域的执业律师，李小龙表示，网络跨境赌博类案件近年高发，很多普通互联网从业者出于对法律边界的认知模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入相关涉案公司从事基础技术工作，事发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触及刑事红线。“我始终认为，即便一个人被判有罪，那么在判决前也应享有委托辩护律师为其辩护之权利，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的执业理念。”

这类涉众型督办案件的辩护，不能仅靠笼统提出当事人系从犯、初犯的套话，必须沉下心逐一核对全案卷宗里的操作日志、聊天记录、流水明细，精准剥离当事人的实际参与程度，把符合从宽情节的每一处事实细节都抠出来，提交给办案机关，才能最大程度还原当事人的行为性质。刑事辩护的核心，从来不是为当事人突破法律底线争取不当利益，而是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把每一个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都找准、说透，推动司法机关作出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处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