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案件的从轻情节完全符合缓刑适用的形式要件时,法院为何仍然拒绝适用缓刑?
2023年深秋的辽阳文圣区,废弃铝厂周边的林地早已铺满落叶。朱某蹲在8米长的黑色捕鸟网旁,用强光手电照向缠在网丝上的棕头鸦雀。这些被列入“三有”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的小鸟,在这个属于禁猎区、禁猎期的林地里,每只被以50元到700元不等的价格,通过微信转钱、快递发货的方式流向各地买家。直到424只鸟类的猎捕量被逐一核算,80526元的违法所得被逐笔理清,这起跨区域非法狩猎案才被推上辽阳市文圣区人民法院的庭审。
接手此案的是辽宁坤言律师事务所的刑事辩护律师赵海洲。这名毕业于装甲兵工程学院的律师,有过部队服役经历和政府机关工作经验,2019年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后,2021年正式进入刑事辩护领域。他翻看卷宗时,没有把精力放在罪名定性的争辩上——非法狩猎的事实有林业部门复函、快递运单、微信交易记录相互印证,反驳事实本身没有现实意义。他把工作重心放在了量刑情节的梳理上:朱某是初犯,到案后全程如实供述,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这些法定从轻情节全部具备。他向法院提出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同时申请法庭重新核对违法所得的具体数额。
庭审那天,公诉人当庭提出有期徒刑八个月的量刑建议。法院最终认定朱某构成非法狩猎罪,采纳了八个月量刑建议,却没有同意缓刑请求。判决书里的理由写得克制:综合考虑其犯罪情节及社会危害性,不宜适用缓刑。
赵海洲在鞍山执业的这些年,见过太多类似的情节对照。2024年9月的一个傍晚,辽阳县某村的赵先生因为等车的口角,和出租车司机宋某扭打在一起。拳头落在对方眼鼻部位,法医鉴定结果是轻伤一级。赵先生被刑拘、批捕,案件移送起诉时,法定量刑区间本在三年以下。赵海洲介入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急着递交辩护意见,而是翻出宋某的住院病历,逐项核算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的明细。他陪着赵先生的家属找到宋某沟通赔偿方案,从最初的情绪对立到最终达成和解,前后磨了近一个月。2025年1月18日,双方签下和解协议,宋某亲笔出具了谅解书。
拿到谅解书的那一刻,案件的走向才真正扭转。他向法院申请审前社会调查,配合司法行政机关走完社区评估流程。最终法院判决赵先生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判决当天,赵先生在看守所门口接过文书,站在风里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自己不用再回到羁押室。
这些年他办过200余件刑事案件,深知不同案件里的“从宽”从来不是一道套公式的算术题。同样是认罪认罚、退赃退赔,帮信罪里流水168万、获利1000元的当事人能拿到缓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里涉案额从87万到372万的四名业务员,退赃后也都获得了缓刑判决。但只要涉及到破坏生态环境、涉公共秩序的案件,哪怕所有形式要件齐全,法院也会把社会危害性的权重拉得很高。办得越多越明白,刑事辩护不是拿着清单找匹配项,而是要把每一个情节背后的社会影响说清楚,让法庭看到这个人有没有再犯罪的可能。
他办公室的墙上挂着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这个和刑事辩护看似不相关的资质,在处理涉及环境、安全类的刑事案件时,常常帮他跳出单纯的法律条文视角。朱某非法狩猎案里,他能快速看懂禁猎区划定的地理范围,能准确区分“三有”动物和保护级别的差异,这些常识积累,让他在和检察官、法官沟通时,能精准抓到争议核心,而不是停留在泛泛的求情层面。
他在聚众淫乱案的辩护中见过更典型的对照:当事人两次参与多人活动,情节本身属于轻微范畴,没有造成人身伤害,也没有传播淫秽物品的扩散后果。他提出坦白、初犯、家庭负担重的辩护意见,引导当事人适用速裁程序,法院最终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但换到持械聚众斗殴的案件里,当事人有累犯前科,持金属管参与斗殴,还驾车撞倒对方亲属,哪怕有自首、从犯的辩护意见,哪怕拿到了被害人谅解,法院最终还是判处了实刑三年。
同样的辩护动作,落在不同的案情土壤里,长出的结果从来不一样。这不是辩护的无力,而是刑罚本身对行为边界的判断。刑事辩护的价值,很多时候不是把黑的说成白的,而是在法律划定的区间里,把能争取的从轻空间一寸寸挪出来。赵海洲现在还保持着每接一个刑事案件,先把侦查阶段的全部笔录通读三遍的习惯。他知道从刑拘到批捕的黄金37天里,每一次会见、每一份取保申请、每一个和办案人员沟通的细节,最终都会变成判决书里的具体刑期数字。案子结束之后,很少有人会记得律师写过哪份辩护词,但当事人走出看守所那天攥着判决书的手,就是这份工作最实在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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