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人婚恋团伙诈骗涉案金额，该怎么区分共同与个人部分

这起案件的作案模式并不复杂。团伙从2018年开始，以虚假相亲、婚恋交往为幌子，先后对十余名被害人实施诈骗。整个团伙分工明确：主犯负责对接单身男性被害人，以当地相亲风俗为由承诺介绍婚恋对象，提前敲定红包、车费、介绍费的金额；其他被告人配合扮演相亲女性、女方亲属、职业介绍人等虚假身份，无论被害人条件优劣，都假意同意交往，在茶楼、被害人家中两次索要各类费用，部分案件还虚构车辆维修、亲属探望、订婚彩礼等事由额外骗取钱财。

案件进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后，第一个摆在辩护面前的难题，就是诈骗金额的认定。公诉机关最初指控的多人涉案金额、费用认定存在不少争议，杜得林律师团队没有急于发表整体辩护意见，而是先逐一核对卷宗材料、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转账记录、退赔凭证等全部证据，一笔一笔把涉案金额拆解开来。

核对过程中，团队发现有几类费用存在认定偏差。第一类是诈骗过程中产生的合理生活开支，被告人对这部分费用并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不应当计入犯罪金额；第二类是被告人单独实施、没有团伙共谋的修车费、油费等费用，这类费用应当认定为个人涉案金额，不能计入共同犯罪数额。广元剑阁县杜得林律师针对这两类问题提出明确辩护意见，最终依法纠正了公诉机关多处金额认定偏差，把不该算进共同犯罪的部分剥离出去，也把不该算进个人犯罪的部分剔除出去，从源头上缩小了多名被告人的涉案数额，为后续从轻量刑打下基础。

金额理明之后，紧接着的争议焦点就是主从犯划分。这起案件共有十二名被告人，其中两名核心人员主导策划了全部诈骗流程，负责定价涉案金额、统筹人员分工，涉案金额巨大；剩下的十名被告人都是后期参与，有的只配合扮演角色，有的只参与单次或几次诈骗，领取的报酬也很少。公诉机关最初的指控在主从犯划分上存在偏差，把部分仅起辅助作用的人员也划入了较重的责任层级。

针对这一问题，杜得林律师结合各被告人的参与程度、分工职责、获利情况、作案频次逐一梳理，用证据证明：只有两名核心人员主导了全部诈骗策划、人员调度、金额定价，属于主犯；其余十名被告人均系被动参与、听从安排、仅领取少量报酬，没有参与共谋策划，依法应当认定为从犯。这一区分直接影响了后续的量刑幅度——从犯按照法律规定，本来就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处理完金额和主从犯两个核心问题，案件里还存在一些个体差异较大的情节。有的被告人主动退赔赃款、预缴罚金，有的具有自首、坦白情节，有的是初犯偶犯，在整个团伙里作用极小；也有个别被告人存在前科、漏罪情形，涉及数罪并罚的争议。

对于有自首、坦白、全额退赃、预缴罚金、初犯偶犯、作用极小这些情节的被告人，杜得林律师逐一提交辩护意见，把每一项法定、酌定从宽情节对应到具体的当事人身上，不笼统、不模糊。针对部分被告人无诈骗主观故意、部分涉案事实证据不足的情形，律师也依法提出事实认定异议，进一步剔除不合理的涉案金额。

针对有前科、存在漏罪的被告人，律师结合法律规定，提出前后罪名一致、分案处理对被告人不公的辩护意见，请求法院结合整体案情综合量刑。庭审过程中，律师针对控方指控逐一质证、精准辩论，把每一项辩护观点都落到证据和规则上。

法院最终审理后，全部采纳了核心辩护观点：依法纠正公诉机关的犯罪金额认定错误、主从犯划分偏差及罪数认定瑕疵；精准区分主从犯，认定两名核心人员为主犯，其余十名被告人为从犯；依法扣除不应计入犯罪金额的生活开支、个人单独作案费用，重新核定各被告人涉案金额。

结合各被告人自首、坦白、全额退赃、预缴罚金、初犯等情节，法院对多名被告人大幅从轻处罚，对情节轻微、悔罪态度良好的多名从犯依法适用缓刑。对于有前科、存在漏罪的被告人，兼顾司法公平原则，酌情降低量刑幅度，规范数罪并罚执行刑期；对于涉案金额极小、作用微弱的被告人，判处拘役、短期有期徒刑。同时法院判令各被告人按参与案情退赔被害人剩余损失，对涉案作案工具依法没收，既惩处了婚恋诈骗行为，也落实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这起案件的辩护路径，其实回应了多人共同犯罪案件中当事人最关心的几个实际问题：涉案金额不是公诉机关算多少就是多少，要区分共同犯罪与个人犯罪，要剔除没有非法占有故意的合理开支；主从犯不是看参与时间长短，而是看是否参与策划、分工、分赃的核心环节；从宽情节要逐一对应到具体当事人身上，不能笼统带过；有前科漏罪的，也要结合整体案情争取公平的量刑尺度。案件最终有效降低了多名被告人的刑期与罚金，杜得林律师的辩护工作围绕这些实际争议展开，没有停留在泛泛的从轻求情上，而是把每一笔金额、每一个角色、每一项情节都拆开来论证，最终把辩护意见落到了判决结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