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量刑极重的案委托后,一直是第一时间处理。性侵未成年人这类性质敏感、量刑极重的案件,一直是律师们面临的难题。余贤龙律师自2016年执业至今,深耕法律实务近十年,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形成了一套独特且有效的方法——精准识别辩护空间,锁定从轻突破口。
余贤龙律师的方法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全面阅卷与证据梳理。接手案件后,他会第一时间全面阅卷,仔细梳理全部电子数据、聊天记录、酒店流水、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对案件有一个全面且深入的了解,为后续寻找辩护空间奠定基础。第二步,精准识别辩护空间。在梳理证据的过程中,他会精准识别案件最大的辩护空间,例如主观认知、自愿交往、认罪认罚、谅解等方面。这一步需要律师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专业的法律知识,能够从复杂的证据和情节中找到关键的突破点。第三步,制定精细化辩护策略。根据识别出的辩护空间,从事实、证据、主观认知、社会危害性、认罪认罚、谅解、前科评价、量刑平衡等多个维度制定精细化辩护策略,力争实现从轻、最低刑、教育挽救的目标。
以一起性侵(幼女)案件为例,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通过网络社交软件认识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被害人,明知或应当知道对方系幼女,仍多次在酒店内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涉嫌强奸罪,且情节恶劣、社会影响大。该案件难点众多,被害人年龄极低,法律保护力度极强,量刑基准高、从重情节明显;被告人存在两次前科,系累犯,依法必须从重处罚;被害人陈述、聊天记录、酒店入住记录、电子数据等证据链条完整、指控力度极强;公诉机关量刑建议四年有期徒刑,量刑区间偏上,辩护空间极小。
余贤龙律师接受被告人委托后,按照自己的方法展开工作。他全面阅卷,梳理了全部电子数据、聊天记录、酒店流水、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精准识别出本案最大的辩护空间在于主观认知、自愿交往、认罪认罚、谅解。他重点梳理双方聊天记录、年龄表述、被害人外貌特征、交往过程,提出被告人主观上并非“明知幼女”,而是被误导、存在合理认知偏差,交往具有网恋自愿属性,无暴力、无胁迫、无强制,从根源降低主观恶性评价。同时,他主动、耐心、多次沟通,协调被告人家属足额赔偿、真诚道歉、达成刑事谅解,成功拿到正式书面谅解书。在庭审中,他逻辑层层递进、法理精准、情理兼顾、语言沉稳、重点突出,既尊重未成年人保护原则,又兼顾被告人教育挽救,平衡各方利益。
最终,法院审理后全面采纳了余贤龙律师的核心辩护意见,充分考量被告人对被害人年龄主观认知存在合理误区,双方系网恋关系,交往过程具有自愿成分、非暴力胁迫,被告人认罪态度诚恳、自愿认罪认罚,被告人家属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及家属书面谅解等因素,结合累犯从重、情节恶劣、未成年人保护等因素,最终平衡量刑,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采纳了公诉机关量刑建议下限,实现了案件最轻刑罚。
此后,余贤龙律师在多起类似的刑事案件中,都沿用了这一方法,为当事人争取到了理想的辩护结果,展现了他在刑事辩护领域的深厚专业功底和丰富实战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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