渎职罪重大损失标准是多少

失职、渎职的违纪责任、刑事责任的承担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即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故意(如滥用职权)或过失，客观上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失职渎职行为，且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认定失职渎职行为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在监督过失的场合，监督者应当预见自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监管职责，可能致使被监督人的违法行为产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第二，行为人有滥用职权、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自身职责的行为;在监督过失的场合，则是监督者懈怠职守，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监督义务，没有正确地实施监督行为。在上述案例1中，按照“水利工程及其管理范围内禁止葬坟等危害工程安全的活动”的规定和“禁止在风景名胜区建造坟墓”的规定，上述墓葬群未经有关部门合法批准，本质上属个人自建非法墓葬群，应予拆除或者迁移。水库管理局有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义务和职责，在有义务、有能力制止私自葬坟活动的情况下，由于碍于情面等主观原因而违规同意安置6座坟墓，且不履行制止、查处其余20座非法坟墓的职责，属失职渎职行为，李某作为水库管理局局长，理应承担失职渎职的纪律责任。值得研究的是，对单纯的滥用职权行为能否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通常情况下，失职渎职违纪的成立，要求产生危害后果，单纯的失职渎职行为，一般不以违纪论处。但是某些法律法规作了特殊规定，需要引起重视。如实践中，某些国有单位滥用职权违规处置国有资产，虽未给国有资产造成损失，但是由于其处置国有资产的程序严重违法，因而也须承担纪律责任。在案例2中，乡政府在未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财政部门等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将国有资产以市场价长期出租给他人，违反了《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第24条“行政单位拟将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对外出租、出借的，必须事先上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批准。未经批准，不得对外出租、出借”、《合同法》第114条“租赁期不得超过20年”的规定，属滥用职权违规处置国有资产的行为，根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8条之规定，虽然未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但由于其处置国有资产的程序严重违法，也要承担相应的纪律责任。第三，失职渎职行为人(含监督者)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具有支配可能性。过失渎职犯罪因果关系是复杂多样的，存在着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等情形。对此，应宏观把握、微观区分，实事求是地查清案件发生的主客观原因，特别是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人为原因;从系统的高度把握事物之间的复杂联系，分析各个危害行为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原因力，并区分各个原因的主次、大小，在此基础上再审慎地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实践中一般采用“倒查法”，即先查清危害“结果”，根据“结果”倒查“原因”，追查“过程”中每个环节的人为因素。一般来说，只要出现危害结果，除不可抗力的因素外，其“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必然存在错误行为。审查的重点应放在各个环节中每个人的“职责”与实际“行为”是否相符合上，严格用制度、规定和职责衡量每个人履行职责的情况，有关责任是否落到实处，相关工作措施是否切实可行，有无疏漏，有无滥用职权、违规操作和徇私舞弊等行为，以及上述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联系。

一）重大损失是否应包含非物质性损失的问题　　根据此次司法解释的内容来看，第一条中已经就或者玩忽职守造成的物质性损失有了详细的规定，即所谓的财与物的损毁、人员的伤亡等有形的损失，可以量化成金额的损失，所以作为第一条立案标准的兜底条款，这里的重大损失应当包括非物质性损失。比如说在事故型犯罪中，所造成的损失的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有财产的损失、人员伤亡、环境受到污染、群体性事件、企业亏损、停产等，另外还包括了很多不能预见的各种其他形式的利益，至今无司法解释给予规定。如果仅因为不能以货币形式来衡量这些非物质性损失，而使一些犯罪得不到追究，则违背了法律的本来目的。　　二）关于非物质性损失的重大损失如何认定的问题　　非物质性损失不可量化，表现形式多样，笔者认为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定非物质性损失的重大损失。一是是否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比如是否损害我国国家机关的信誉和形象。二是是否危害社会公众利益，比如危害到了大多数社会公众的人身安全。三是是否印发群体性事件、闹访等现象。　　三）关于重大损失认定的时间段应如何确定的问题　　在新司法解释未出台之前，关于重大损失认定的时间段存在着不小的争议，有的认为计算界限应在案发后、立案之前，有的认为应计算到开庭审理前。在新司法解释中对“经济损失”明确规定，立案后至提起公诉前持续发生的经济损失，应一并计入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犯罪或者与犯罪相关联的犯罪立案后，犯罪分子及其亲友自行挽回的经济损失，司法机关或者犯罪分子所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挽回的经济损失，或者因客观原因减少的经济损失，不予扣减，但可以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笔者认为关于非物质性损失的重大损失认定的时间段可以参照新司法解释中关于经济损失的规定来执行。　　四）重大损失是否可以累积计算的问题　　我国刑法中的一些罪名，比如盗窃罪、罪在表述时，行为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可以通过一段时间内数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总和加以衡量。那么对于新司法解释中的罪和玩忽职守罪，对于行为人在一段时间内多次实施的行为和玩忽职守行为，每次造成的损失都达不到立案标准，那么在套用重大损失时，能否累计多次的损失呢。笔者认为不可以。一是因为，刑法中并无明文规定，在针对罪或玩忽职守罪时可以累计计算损失。二是因为玩忽职守行为属于过失行为，如果累计计算，则不符合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有可能会混淆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　　五）重大损失的责任分配是否应区分责任人的问题　　类似于事故型的犯罪案件中，经常存在具体实施人员和领导人员的责任分配问题，笔者根据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当按实际情况区分责任分配。一是具体实施人员如果做出了错误的提议，得到领导人员认可并最终造成了重大损失的，二者均应对重大损失的后果承担责任。二是具体实施人员在接到领导的错误指示后，提出了纠正意见没有得到领导接受，最后仍然按领导的错误指示执行而造成了重大损失后果的，则具体实施人员不应当对重大损失的后果承担责任。三是具体实施人员实施了明显违法的领导指示，造成重大损失后果的，则无论具体实施人员是否提出纠正意见都不影响其对重大损失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上就是罪的损失认定标准。

一）重大损失是否应包含非物质性损失的问题　　根据此次司法解释的内容来看，第一条中已经就或者玩忽职守造成的物质性损失有了详细的规定，即所谓的财与物的损毁、人员的伤亡等有形的损失，可以量化成金额的损失，所以作为第一条立案标准的兜底条款，这里的重大损失应当包括非物质性损失。比如说在事故型犯罪中，所造成的损失的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有财产的损失、人员伤亡、环境受到污染、群体性事件、企业亏损、停产等，另外还包括了很多不能预见的各种其他形式的利益，至今无司法解释给予规定。如果仅因为不能以货币形式来衡量这些非物质性损失，而使一些犯罪得不到追究，则违背了法律的本来目的。　　二）关于非物质性损失的重大损失如何认定的问题　　非物质性损失不可量化，表现形式多样，笔者认为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定非物质性损失的重大损失。一是是否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比如是否损害我国国家机关的信誉和形象。二是是否危害社会公众利益，比如危害到了大多数社会公众的人身安全。三是是否印发群体性事件、闹访等现象。　　三）关于重大损失认定的时间段应如何确定的问题　　在新司法解释未出台之前，关于重大损失认定的时间段存在着不小的争议，有的认为计算界限应在案发后、立案之前，有的认为应计算到开庭审理前。在新司法解释中对“经济损失”明确规定，立案后至提起公诉前持续发生的经济损失，应一并计入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犯罪或者与犯罪相关联的犯罪立案后，犯罪分子及其亲友自行挽回的经济损失，司法机关或者犯罪分子所在单位及其上级主管部门挽回的经济损失，或者因客观原因减少的经济损失，不予扣减，但可以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笔者认为关于非物质性损失的重大损失认定的时间段可以参照新司法解释中关于经济损失的规定来执行。　　四）重大损失是否可以累积计算的问题　　我国刑法中的一些罪名，比如盗窃罪、罪在表述时，行为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可以通过一段时间内数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总和加以衡量。那么对于新司法解释中的罪和玩忽职守罪，对于行为人在一段时间内多次实施的行为和玩忽职守行为，每次造成的损失都达不到立案标准，那么在套用重大损失时，能否累计多次的损失呢。笔者认为不可以。一是因为，刑法中并无明文规定，在针对罪或玩忽职守罪时可以累计计算损失。二是因为玩忽职守行为属于过失行为，如果累计计算，则不符合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有可能会混淆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　　五）重大损失的责任分配是否应区分责任人的问题　　类似于事故型的犯罪案件中，经常存在具体实施人员和领导人员的责任分配问题，笔者根据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当按实际情况区分责任分配。一是具体实施人员如果做出了错误的提议，得到领导人员认可并最终造成了重大损失的，二者均应对重大损失的后果承担责任。二是具体实施人员在接到领导的错误指示后，提出了纠正意见没有得到领导接受，最后仍然按领导的错误指示执行而造成了重大损失后果的，则具体实施人员不应当对重大损失的后果承担责任。三是具体实施人员实施了明显违法的领导指示，造成重大损失后果的，则无论具体实施人员是否提出纠正意见都不影响其对重大损失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以上就是罪的损失认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