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否构成特殊累犯,若构成,这种情况是特殊累犯包括中的哪一种具体情况呢？

构成特殊累犯的犯罪性质有三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并且强调“在任何时候再犯上述任一类罪的，都以累犯论处”。也即特殊累犯包括的相关内容，修正案的内在逻辑就是，修正后的特殊累犯并不需要累犯的前罪和后罪在性质上完全统一，也就是说不再是一一的对应关系，而是可以交叉对应，亦即明确规定特别累犯的前罪和后罪都可以是这三类犯罪中的任何一种，这将会导致特殊累犯由一大类增加为九大类。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得特别累犯在范围上具有极大的扩张性，有打击面过宽之嫌，特别累犯与一般累犯在本质上无甚差别。同时累犯性质相同的犯罪行为人较之累犯性质不同的犯罪行人，其人身危险性和重犯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作为累犯的前后两罪在法律和行为上具有特定联系，反映了行为人的特殊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若考察外国立法例我们会注意到，虽然各国对累犯制度的规定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各国立法仍存在普遍的共性，即都明确要求累犯的前罪与后罪属同一类犯罪，都以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之后再犯同类犯罪为构成累犯的要件，亦即前后罪同性质是构成累犯的前提，此乃各国立法之通例。至于特别累犯，则更要求前后罪罪质的一致性。因而为了避免《刑法修正案(八)》对特殊累犯修正可能导致的特殊累犯数量的大量增加，并进而导致刑法重刑化，我们主张特别累犯的前罪与后罪应当限定为相同种类的犯罪，这样的规定既符合特别累犯制度设立的初衷，又能更有效的保障刑罚目的的实现，还能与国际通例相契合。再者，我们还应将构成特殊累犯的主体限定为恐怖活动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主犯，这是我国宽沿相济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属于有组织性犯罪，“人数众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是其必然的特征，如果按照修正案的规定，上述主体在任何时候再犯三类犯罪中任一罪均可构成特殊累犯，这显然对于这些犯罪中的从犯、帮助犯有打击过度之嫌，不利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